【陈作新】(1870-1911)，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安徽青阳人，同治九年(1870)生；辛亥革命烈士，原名辅廷，字敬臣，绰号梦天。原籍安徽青阳，其父陈肇元因在湖南经商，落籍浏阳永安。

       同治九年(1870)生于浏阳永安镇，自幼过继给其伯父陈伊鼎为子，陈伊鼎学识渊博，主讲于浏阳狮山书院，故落籍于此。陈作新随伯父就读，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陈作新“生有异资”，兴趣广泛，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喜欢骑马、舞剑、练拳、习武，擅长书画，楷、草、篆、隶四体字都写得很好，自成一家，尤精大小篆，笔法苍劲有力；所画兰、梅、松、竹，别具一格，所刻图章刀苍劲有力，古朴自然。

       变法维新

       陈作新青少年时代，专攻八股文，从14岁开始先后参加过六次科举考试，每次都“名落孙山”；但在外县替人作“枪手”五次，却有三次获售，曾得到过300多两银子的报酬。由此，他认识到清廷科场的腐败，遂放弃了科举取仕的欲望。迫于生计，他于1896年到李芳生家教书，教学之余，在李家藏书中，读了王夫之的《船山遗书》、黄梨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

       长沙名士彭梅生在东长街创立“国民教育阅书处”，邀约陈作新作助手，陈作新又读了许多翻译的新书，他开始对于外部世界有所了解，领悟其中的道理，从而产生了改造社会、变法图强的思想。

       1897年10月，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长沙创立时务学堂，陈作新准备投考，此事为王先谦所阻，未能如愿，他为此而忿忿不平，经常借酒消愁，醉后放言无忌，大骂守旧派王先谦等人，并表示今后一朝得势，定要杀尽这些老朽。随后，他笔名陈汝弼，字荩诚，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之士组织“碧螺吟社”，砥砺气节，吟诗作赋，“启人爱国之思”。

       次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南学会”，该会“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与湖南守旧派展开激烈的斗争。陈作新经常去听“南学会”组织的讲演，赞成维新派的变法主张。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殉难。陈作新认识到通过改良的道路难达到救国的目的，于是产生了“弃文就武”的想法。他拍案大呼：“天下正多事，男儿岂久事笔砚间哉！”

       他从此化名程秉钺，改投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他来到汉口，唐才常深知他疏狂不羁，怕因酒误事；派他到湖北安陆一带组织自立军。因为安陆有一位名叫许行健的会党头目，此人是个“老江湖”，群众基础很好，可以协助他开展联络工作。陈作新到达安陆后，许行健劝他参加会党组织，他拒绝了。既不入会，留在安陆也无所作为，于是他又回到汉口。然而自立军起事主要是依靠会党作为主力的，如果领导人不加入会党组织，就很难联络会众。

       唐才常得知陈作新不愿“卷入江湖”的想法后，表示“为事业而卷入江湖，不同于无目的耍江湖”，要他在对待会党的问题上“再考虑考虑”。

       其时，正值崇阳、通城一带会党统领谢大哥病危，群龙无首，唐才常又派陈作新去崇阳、通城一带接管。他刚到崇、通等地后，变起仓猝，1900年8月22日，唐才常等20余人死难，汉口自立军机关被破坏。陈作新化装成游学先生逃回故里。这次以会党为主力的起事悲壮地失败了，他深切地感到：“非大改革不足以救亡非拥重兵不可”，“徒恃会党无益也”！

       投身军旅

       1901年9月，清政府连发两道谕旨，整顿兵制，“各省会设立武备学堂”，“先就原有将弁择其朴实勤奋者遴选擢用”，以培养将才，练成劲旅。陈作新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次年，他改名陈竟存，字涤非，身穿一件酱色宁绸镶有青锻五云的得胜马褂（清末新军军官服），左右袖各有金边三道（表示官阶的），足登快靴，自提笔墨袋，前往报考。

       留日学生、湖南试用道俞明颐是时担任武备学堂总办，亲自主考，本拟录取，但因有人控告他“假冒军官”，所以当1903年5月武备学堂正式开学时，新生中又没有他的名字。

       同年11月，幸好武备学堂附设湖南兵目学堂，他更名陈作新，字振民，投考该校，因字写得好，加以进步士绅龙璋的推荐，陈作新得以入兵目学堂学习。1904年初，长沙高等学堂学生陈宗海等人在校内组织7人小团体，于贡院西街设立《俚洁报》馆，并发行《俚语日报》，宋云卿任总编辑，陈作新参与《俚语日报》报馆的编务工作，协助翻印并义务推销《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禁书”。

       此时，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决定趁西太后70寿辰（1904年11月16日）在长沙起义，武备学堂及其附设的兵目学堂则由陈作新负责联络，拟先夺取兵目学堂所储存的火炮和枪械，率先发动起义，外分五路响应，终因起义事泄而流产。

       积极反清

       1905年加入同盟会。在湖南革命党人中，在运动新军方面卓有成效者首推陈作新。

       1905年夏，武备学堂宣告停办，陈作新被分配到岳州（今岳阳）信字营任教习，他自断其发，并改变原有的操练方法。因与统领陶某意见相左，遂辞职回长沙，在长沙靖泰都隐储学堂当教员。

       1906年夏初，黄兴密函禹之谟，命其组建同盟会湖南分会。为运动新军反正，陈作新设法打入新军，以谋求官衔，并于1907年初充任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炮兵营左队排长，在士兵中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传到湖南，他从头到尾，读得滚瓜烂熟，见人就一段一段的背诵。《猛回头》、《洞庭波》、《黄帝魂》等一类小册子在长沙秘密流行后，陈作新更欣喜欲狂，到处宣传，他在这些革命读物封面上写上“兵目须知”四字，在新军中秘密散发。此事为炮兵营管带刘玉堂发觉，欲将他治罪，全赖炮兵营督队官陈嘉猷多方保护，嘱其自动将书交出，焚毁灭迹。借口陈作新不适宜当炮兵为由，仅将其调离炮兵营完事。

       次年，经斡旋调至步兵第四十九标二营前队任排长。1909年，第四十九标创办随营特别班及测绘班，陈作新兼任教官，他辗转介绍优秀士兵安定超、李金山、刘光莹等数十人加入同盟会，并利用节假日带领他们在岳麓山白鹤泉一带秘密聚会，向他们讲解革命的道理，士兵无不感动流泪，愿为效力，“列兵们只要听到他的命令，一呼百诺”。从而为辛亥长沙起义准备了骨干。

       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陈作新随其管带陈强前往镇压，他试图说服陈强乘机反戈，陈强虽曾一度参加过同盟会，但又担心失败累及身家性命，不但不接受陈作新的意见，反而将他革职。他被迫离开了军营，寄居于长沙寿星街培元桥李培心家。他借教书为掩护，继续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并成立了一个专为联络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革命团体“积健会”（后改名积健社），推李安国、李藩国负责，以研究军事学为名，实则讲解同盟会宗旨，宣传民主革命。

       为谋求军职，以便从内部瓦解清军，他曾一度到过湘潭，栖身于湘潭膏捐局，组织地方团练，收效甚微。后来听说东三省陆军人才缺乏，他又打算去黑龙江投效。正当他犹豫不定的时候，同盟会总部孙中山、黄兴决定倾全力在广州再次发动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先后派遣谭人凤、谢介僧、刘承烈等人回湘谋响应。

       1911年2月，陈作新与谢介僧、刘承烈等秘密聚会于长沙戥子桥刘文锦家。此时，同盟会员刘文锦和另一同盟会员吴任均已打入湖南新军，刘任马队排长，吴任四十九标文案。聚会时由谢介僧、刘承烈传达同盟会的起义计划。刘文锦系刘承烈之弟，与陈作新交谊甚笃，遂决定由陈作新与刘文锦共同负责运动新军。

       3月31日，由陈作新策划，刘文锦出面，在长沙天心阁召开有各标营代表72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但很快传来了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为稳定新军士兵情绪，陈作新又约集同志于长沙清水塘聚会，以定“持久之计”。

       同盟会在东南沿海领导的武装起义迭次失败，使一部分同盟会员深感忧虑，他们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拟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

       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校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此时，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席卷全国，两湖志士决定乘势发动武装起义，焦达峰遄返湖南筹划，在长沙落星田定忠客栈成立革命机关，正式委任陈作新负责运动军队，自己则主持调集会党、策反巡防营和联络绅、商、学各界。陈受命之后，与新军代表安定超、王鑫涛、李金山、杨玉生、刘芝德等人在小吴门外军路侧，组织“日新江”，门口悬挂日新成衣实招牌，以此作为联络军队的专门机关。

       长沙起义

       10月10日，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消息传到湖南，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焦达峰在首义之后三天才获得确信，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响应武昌首义事宜，并派人前往浏阳，通知洪江会准备进入省城。13日，由陈作新出面，召集新军代表安定超等人开会，商议军事行动方案。

       14日，又召集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各界代表开会，与会代表30余人，湖北军政府派来的代表蓝综、庞光志应邀出席，会议决定湖南成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同盟会战时统筹部，负责领导起义，定于10月20日举义，以响应武昌首义。嗣因会党徒众未能如期赶到，拟延期至23日起义。

       20日，陈作新得知党人饶运钧前往水陆洲运动巡防营时被捕，拘于五十标禁闭室待斩；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敦请巡抚余诚格下令，限22日将新军一律调离长沙，调集巡防营劲旅至省垣自卫。事危时迫，焦达峰、陈作新商量决定提前至22日起义。

       10月22日清晨，长沙新军正式宣布起义。8点20分左右，49标代表安定超朝天放了三响信号弹，站在操坪石凳上宣布焦达峰的作战命令，起义队伍分两路攻城，一路由焦达峰、彭友胜率领四十九标二营后队，会同五十标及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局；另一路由陈作新、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二营前队、右队、左队，会同辎重、工程两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北路军未鸣一枪，迅速人城占领军装局，东路军开始因巡防营长官督率士兵闭城相抗，相持了一段时间，但在义军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陈作新与巡防营管带交涉，打开了小吴门城门，东路军亦未开一炮就占领了谘议局。下午3点，东路军与北路军会合，由焦达峰、陈作新、曾杰、成邦杰、安定超、李金山等率领一部分新军，驰赴巡抚院辕门及附近又一村，四堆子、五堆子一带，包围巡抚部院。

       当焦、陈进入巡抚院内时，发现巡抚余诚格已经潜逃，炮兵营正目李金山将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刺伤，押解至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巡抚院门前的旗杆上挂出了第一面“汉”字大白旗，一时间，长沙城内到处白旗招展，长沙起义就这样顺利成功了！

       当日晚上，各界代表涌入谘议局，商量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会议由同盟会员文斐主持，在讨论组织新政府人选时，陈作新提议由焦达峰充任湖南军政府都督，表示自己愿意出任副都督一职；焦达峰则表示：“原议没有副都督的设置，我让你当都督就是。”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按照陈作新的提议，“公推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这一提议在一片掌声中获得通过，次日，焦达峰、陈作新在巡抚衙门就任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职。

       湖南军政府成立后，陈作新便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湘军援鄂和援赣两个方面。在他和焦达峰的共同组织下，几天之内，自由招兵60000余人，编成4镇陆军，10月28日，首批援鄂军1700多人由王隆中率领自长沙大西门码头乘船出发，焦达峰、陈作新亲至湘江河岸，欢送将士，誓师出征，各界代表至河岸欢送者达数百人。

       在组织援鄂军的同时，又组织第三镇统制易堂龄整军援赣，易堂龄与陈作新同学，关系极友善。陈作新自告奋勇，兼援赣军总司令，并以第4镇阎鸿翥所部的一个协为援赣军总预备队。

       不幸遇刺

       正当陈作新积极组织湘军援赣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以留日士官生为主体的军官集团从小团体的宗派私利出发，在权力分配上对新生政权产生不满，一场内讧正在酝酿。

       早在第四十九标新军出发援鄂时，有人向陈作新建议，酌留首义军队以警卫家乡，他不以为然并劝告焦达峰说：“吾辈志在推翻专制，今湖南虽反正，而南北各省多在虏尘之中，公其请师援鄂，我则伐赣，何必与若辈争此鸡肋之食，使之局促不安乎！”表现出他大公无私的豁达胸怀，因而也放松了警惕，使留日士官生中的反动分子、原五十二标二营管带梅馨有机可乘。

       10月31日，梅馨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和丰发行一种钱票流通市面，信用素著，挤兑风潮纯属梅馨等人蓄意制造出来的），焦达峰接到风潮的报告后说：“要城防司令快派人去弹压，并派人开导一下，说有都督府负责，挤兑的人自然就会散去。”此时忽然有人大声对陈作新说：“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副都督如果亲去弹压，群众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陈作新闻言前往调处，未带一兵一卒，“单骑行视”，刚驰至北门铁佛寺时，即陷入梅馨预先所设的伏击圈，被叛兵包围，一凶手持马刀向陈作新头上劈去，陈左额顿时被劈下一块，拔枪不及，忍痛下马，突入附近一成衣店，操起板凳一条，向杀他的凶手当胸砸去，将凶手砸翻，并在凶手头上猛砸，凶手虽被砸死，但他自己却连中数弹，倒地气绝。随后，叛卒又赶至都督府将焦达峰杀害。湖南军政府第一任正、副都督焦、陈二英雄就这样惨死敌手。

       焦、陈遇难后，谭延任都督，为缓和民愤，酌给陈作新恤银万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追赠陈作新为上将，并将其遗体归葬于长沙岳麓山，以供后人瞻仰、凭吊。

       烈士之墓

       陈作新墓位于长沙市岳麓山，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向20米受到保护。然而，在距墓西侧不到5米处即建成了岳麓山鸟语林，人声、电子音乐声嘈杂，与墓周围的肃穆气氛十分不协调且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如此现状，实在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