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尹（1631～1700）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又号罗浮布衣，汉族，广东顺德县（今佛山顺德区）龙山乡人。著名抗清志士陈邦彦之子。清初诗人，与屈大均、梁佩兰同称岭南三大家。又工书法，时称清初广东第一隶书高手。有《独漉堂全集》，诗文各15卷，词1卷。

       陈恭尹“修髯伟貌，气局深沉”，其父陈邦彦为明末岭南抗清主力，与陈子壮、张家玉一起，被尊为“岭南三忠”。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陷广州，其父陈邦彦举兵抗清，兵败被俘，被清军寸磔于市，全家除陈恭尹侥幸逃走外均同时遇难。丧亲之痛，延续到陈恭尹晚年，仍无法释怀。他晚号“独漉子”，取自古乐府：“独漉独漉，水深泥触。……父冤不报，欲活何为！”南明时，陈恭尹进朝泣陈其父为国殉难情状，永历帝授以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

       南明亡后，陈恭尹定居广州，与友人何衡、何绛、陶窳、梁梿相与砥砺名节，发愤读书，世称“北田五子”。后“三藩之乱”爆发，屈大均从吴军于桂。陈恭尹与屈相交甚深，又“以名重为时所指目”，康熙十七年（1678），陈恭尹被捕下狱，关押二百日后始得解脱。从此心怀畏惧，壮志渐消，避迹隐居，自称“罗浮布衣”。晚年寄情诗酒，曾与清廷权贵唱酬，曾被梁梿当面叱问“何事而仆仆走风尘？”又被讥讽“可怜一代夷齐志，错认侯门是首阳”。但陈恭尹并非改弦更张，他终其一生仍不仕清。冯奉初在其传记中解释，与权贵唱酬是陈求自保之策：“及得脱，自念身历沧桑，恐终不为世所容，乃筑室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贵人有折节下交者，无不礼接。“于是冠盖往来，人人得其欢心。议者或疑其前后易辙，不知其避祸既深，迹弥近而心弥苦矣。”这也是为什么陈恭尹之前自号“半峰”，表示初老山林的志向，晚年把号改为“独漉”，身世之痛反而隐含更深。晚年，陈恭尹在广州育贤坊建小禺山舍，以遗民身份终老。康熙三十九年（1700），病逝于广州，葬于市郊祥云岭南麓。

       诗作特色

       陈恭尹的诗前后内容有所不同，然而眷怀故国之思，未尝消释。七言律诗对仗工整，又多巧思，绵丽中仍多哀感苍凉之慨。如“猛士不带剑，威武岂得申？丈夫不报国，终为愚贱人”（《拟古》之三）。“西湖歌舞春无价，南宋楼台暮有云。休恨议和口相国，大江犹得百年分”（《西湖》）。此外如《西湖杂兴》、《虎丘题壁》、《崖门谒三忠祠》、《九日登镇海楼》等篇，也都寄托遥深。五古《感怀》及七古《耕田歌》等篇，则反映了人民所受的苦难。他的诗抒写性情而自成风格，尤擅七律诗，为诗坛所推崇。他提出诗歌贵在创新，求新于性情而不必求新于字句，求妙于立言而不必专斯于解脱的见解，反对盲目崇古与拟古。《三编清代稿钞本》收录有其诗作达54首，多为长诗，主体兼擅，手触肩倚，莫不中音。

       诗作选摘

       【读秦记】

       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尤有未烧书。

       【发舟寄湛用喈、钟裴仙、湛石天】

       扶胥古渡水凄凄，雨后移舟望转迷。数口寄居秋草外，一身为客楚云西。

       家无兄弟依朋友，地夹河山畏鼓鼙。知已片言应不负，乱离妻女藉提携。

       【虎丘题壁】

       虎迹苍茫霸业沉，古时山色尚阴阴。半楼月影千家笛，万里天涯一夜砧。

       南国干戈征士泪，西风刀剪美人心。市中亦有吹萧客，乞食吴门秋又深。

       【崖门谒三忠祠】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九日登镇海楼】

       清樽须醉曲栏前，飞阁临秋一浩然。五岭北来峰在地，九洲南尽水浮天。

       将开菊蕊黄如酒，欲到松风响似泉。白首重阳惟有笑，未堪怀古问山川。

       ###第67章60 清佥事道著书立说治河名臣——陈潢　　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嘉兴人。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多才,但屡试不第。他平时留心治学,精通地理方舆,是清初治河专家。顺治间为河道总督靳辅幕客，佐治河事。康熙授其为佥事道。坐辅罢，削职逮问，病卒。《清史稿》载其治河，“主顺河性而利导主，有所患必拟其致患之由”。用车水攻沙法，使水归故道，并开中河三百里。有《河防摘要》、《河防述言》。

       自幼不喜八股文章，年轻时攻读农田水利书籍，并到宁夏、河套等地实地考察，精研治理黄河之学。清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十六年(1677)间，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海口淤塞，运河断航，漕运受阻，大片良田沦为泽国。负才久不遇，过邯郸吕祖祠，题诗壁间:“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语豪迈。靳辅见而异焉，踪迹得之，引为幕客，甚相得。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潢佐治河，主顺河性而利导之，有所患必推其致患之由；工主覈实，料主豫备，而估计不当过省，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慎固堤防，主潘季驯束水刷沙之说，尤以减水坝为要务；有溃决，先固两旁，不使日扩，乃修复故道，而疏引河以注之；河流今昔形势不同，无一劳永逸之策，在时时谨小慎微，而尤重在河员之久任。张霭生采潢所论，次为治河述言十二篇。高宗以霭生河图能得真源，命采其书入四库，与辅治河奏绩并列。

       康熙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过邯郸时看到陈潢的题壁诗，发现陈潢才学过人，遂礼之入幕，协助治水。陈潢为制定治河工程计划，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在治理方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明代著名治水专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论，主张把“分流”和“合流”结合起来，把“分流杀势”作为河水暴涨时的应急措施，而以“合流攻沙”作为长远安排。在具体做法上，采用了建筑减水坝和开挖引河的方法。为了使正河保持一定的流速流量，发明了“测水法”，把“束水攻沙”的理论置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上。由于陈潢等人指导有方，在他负责治河期间的黄河安然无患。

       康熙二十六年经靳辅保奏，授陈潢佥事道衔。此后，为了治理黄、淮两河水患，陈潢又打破自古以来“防河保运”的传统方法，提出了“彻首彻尾”治理黄河、淮河意见，即在黄河、淮河上、中、下游进行“统行规划、源流并治”，未为朝廷采纳。

       陈潢以屯田事,触犯地主豪绅,遭到江南道御史郭琇等参奏,以“攘夺民田,妄称屯垦”的罪名被削职,“解京监候”,怀恨而死。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靳辅为陈潢平反昭雪,陈的同乡张霭生将其治河论述,编为《河防述要》一书,为后世治河者所借鉴。

       陈潢著有《河防述言》、《河防摘要》，附载于靳辅《治河方略》。

       ###第68章61 大清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陈宏谋　　陈宏谋，原名弘谋，晚年因避乾隆（弘历）讳，改为宏谋。他是清代广西及桂林籍官员中，官位最高（宰相），雍正元年（1723）进士，任官时间最长（48年），任官历经省份最多（12个省），曾任江苏按察使、湖南巡抚、云南布政使等职，止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外任30多年，历12省，政绩卓著而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一位清官、名臣。

       出生于桂林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一个普通农户家。雍正元年（1723）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1771年6月，船行至山东兖州韩庄时，他病逝于舟中，终年七十六岁，谥号文恭。

       陈宏谋，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本科为清世宗登极恩科）三甲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历任翰林院检讨、支部郎中、浙江道御史、扬州知府、江南驿盐道、云南布政司、直隶天津道、江苏按察使、江苏江宁（今南京）布政司等职；后又历任甘肃、江西、陕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苏等省巡抚和陕甘、两广、两江、湖广等地总督。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职。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因病疏请回乡。得乾隆允准，加太子太傅衔，谕令所经处官员二十里内料理护行。

       陈宏谋是康乾时期清官廉吏的代表，又是清代的理学名臣。他治宋代二程、朱熹之学，强调明体达用、知行合一。陈宏谋无论是为官还是治学，都是一代楷模。《清史稿·陈宏谋传》称"乾隆年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宏谋学尤醇；所至拳拳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

       由于任官多年，陈宏谋研究各地民心风俗的得失利弊，分明兴革，逐条钩考，加之勤奋学习，遂成为学识渊博、编著甚丰的学者。主要编著有：《纲鉴正史约》（增订）、《司马文公年谱》（辑）、《三通序目》（录）、《甲子纪元》（辑）、《培远堂偶存稿》、《大学衍义辑要》（辑）、《大学衍义补辑要》（辑）、《吕子节录》（辑）、《女训约言》、《培远堂文集》、《手札节要》、《课士直解》、《培远堂文录》、《湖南通志》（监修）、《五种遗规》（辑）、《陈榕门先生遗书补遗》等，著作总集有《培远堂全集》和《陈榕门先生遗书》。

       陈宏谋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陈宏谋，在于他的思想。陈宏谋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存在于他的著作之中。他一生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仍笔耕不辍，著作甚丰，有《培远堂全集》、《五种遗规》等近300万字。尤其是他的《五种遗规》影响很大。《五种遗规》是对前人思想智慧的挖掘选粹，“或嘉言，或懿行，悉皆古人成书，故曰遗规也”。《五种遗规》中《养正遗规》以蒙学少年为读者对象，教他们如何读书、立志，共四卷；《训俗遗规》以士、农、商贾等为读者对象，教他们如何处世做人，共四卷；《从政遗规》是为官者从政而写，要求上副圣训，下符民望，共二卷；《教女遗规》以女孩为读者对象，强调了女德女智教育，共上、中、下三卷；《在官法戒录》读者对象为胥吏，提出“见善而以为法，见不善而以为戒”，共四卷308条。以上人称《五种遗规》。陈宏谋晚年在京辑录的《学仕遗规》，提出仕和学的关系不能矛盾的观点，共四卷，与《养正》、《训俗》、《从政》、《教女》四者合刻成书，亦称《五种遗规》。

       到了19世纪20年代，陈宏谋已去世50多年了，当时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在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时，收入陈宏谋的著述《五种遗规》等达53篇之多，仅次于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著述。到了清末，《五种遗规》被定为中学堂的修身读本。到了民国年间，《五种遗规》被定为官员从政的必读书。1946年在陈宏谋诞辰250周年之际，各界人士在陈宏谋的故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而前述《清史稿·陈宏谋传》中与陈宏谋同列为当时“最贤者”的两江总督尹继善和云贵总督张允随早已不为人所知了。

       1949年10月以后，陈宏谋的名字在祖国大陆似乎失踪了。“文革”中1966年5月的一天，“红卫兵小将”们奔赴临桂县四塘乡东畔岭，将陈宏谋墓前的翁兽石作、乾隆御赐碑砸得粉碎，又将陈宏谋墓掘开，将陈宏谋的遗骨挖出示众，要其“遗臭万年”。然而就在这时候，人们却在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中，看到了陈宏谋《在官法戒录》的影响。

       历史评说

       《清史稿·列传》卷三百七《陈宏谋传》篇尾对陈宏谋的评论：“乾隆间论疆史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于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史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这篇史传把陈宏谋与同时代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从众多的“贤臣名宦”中提高到最贤者了，但仍与云贵总督张允随“略相等”。

       后人评说

       后人则把陈宏谋从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六月，他先后担任过浙江、云南、江苏、陕西、河南、两广等十三个行省的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督等职，并任过扬州、天津、江宁这三个繁杂地区的府道官，总计外任37年，历三府、十三行省，当二十一任官职的经历，总结为其时间之长，职务之繁，为同时代人所不能及。然而，仅凭这些经历，陈宏谋也还不能成为世界的陈宏谋。后人把陈宏谋推崇为历史上的好官清官的典型，他为官廉洁自律，反腐败惩污吏，打击黑恶势力，维护民生，忠君爱民，兴修水利，大办工业等这些鉴定考评似的褒语美言，也还不能使陈宏谋成为世界的陈宏谋。

       ###第69章62 大清浙江钱塘之弹词女作家——陈端生　　陈端生（1751—约1796）清代弹词女作家。字云贞，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嫁淮南范秋塘（陈寅恪猜测为浙江秀水范璨之子范菼，郭沫若认为是会稽范菼）。著有《绘影阁诗集》（失传），弹词小说《再生缘》（一至十七卷）。

       陈端生祖父陈兆仑（字星斋，号勾山），雍正进士，“桐城派”古文家方苞的入室弟，曾任顺天府尹、太仆寺卿等,《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及总裁，著有《紫竹山房文集》。父陈玉敦，乾隆时举人，曾任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母亲汪氏是汪上堉之女。

       其夫范秋塘以科场案（一说继母控忤逆）谪戍。端生在家奉侍，撰《再生缘》弹。后范遇赦归，未至家而陈卒。《再生缘》共20卷，陈写至17卷，未竟而卒，余3卷由另一女作家梁德绳续稿。最后由女作家侯芝整理为80回本。有道光二年(1822)宝仁堂刊本，其后又有多种刊本、石印本和铅印本。此作经改编为苏州弹词书目，有一定影响。

       陈端生刚写《再生缘》时未满十八岁,於北京。到完成十六卷时还未满二十岁,当时在山东登州.她因生母去世而搁笔,二十二岁嫁范氏.夫妻感情不差,後因范氏应顺天乡试,倩人代笔被破获,发配伊犁为奴.三十三岁时在亲友的催促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下第十七卷,从此不复有作。

       弹词《再生缘》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另一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并称南缘北梦。

       陈端生故居，杭州市河坊街勾山樵舍遗址，于2003年10月被《关于重新公布首批市级文物保护点的通知》核定列为名人史迹类的“不可移动文物”，现已被拆除。

       陈端生与《再生缘》

       简介

       凡是看过越剧、淮剧或黄梅戏《孟丽君》的人都会对那个女扮男装，科考中了状元，并被皇帝选作驸马的奇女子留下深刻印象。但不知有多少人知道这出名剧乃是根据清朝女作家陈端生（1751-约1796）的弹词小说《再生缘》改编的。孟丽君的传奇故事之所以受人瞩目，有两个因素。第一，故事的主人公用特殊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女性社会身份观念。这样的观念突破是由女性作家来完成的，更为小说的社会和思想意义再加一层特殊色彩。因此，在西方汉学界已将其归入“女性主义小说”一类，甚至有学者专门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第二，故事的叙事方式非常特别。相较于西方小说的情节安排，中国传统小说比较缓慢和松散，读完一回，不必急着读下一回，可以几天以后再接起来读。即便《红楼梦》，也是如此。《再生缘》则不然，其故事情节安排非常近似于西方小说，一环扣一环，一个惊险接着一个惊险，让人急于要知道后事如何，片刻都不想放下（金大侠的小说也是如此）。抛开其内容和思想性不谈，仅就其故事情节布局一端而言，在清代的时候就有如此特别的女性作家出现，也足够让我们当代的人无比惊讶。

       还有一点很特别，《再生缘》如《红楼梦》一样，是一部未完成稿。陈端生只写了前十七卷，便与世长辞，留下一段遗憾在人间。约三十之后，许宗彦和梁德纯夫妇感原作者“半途而废了前生”，续作了后三卷，成为二十卷全本。虽然续书不如原著佳好，但能将这段故事补全，也是很大的贡献。这部小说有弹词原著和散文体改编本（74回），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保证不会让你失望。当然，如果读散文体改编本，就不会有文字习惯的隔阂。

       生平

       《再生缘》的故事如此出名，而其作者的生平却鲜为人知。

       这样的一位大才女，我以为是值得去了解一番的。所幸陈寅恪先生晚年专“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写了近80页的长篇论文《论〈再生缘〉》，对前后两茬作者的生平勾沉索隐，使后人如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能够“知人论世”，深明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与作者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与《柳如是别传》一样，陈先生的论文全是考证，一般人是看不懂，也不大爱看的，需得用普通人习惯的方式写出来，才有看头。

       陈端生是杭州人。江南何止出才子，也多出才女。记得去年夏天去杭州玩，晚饭后在西湖附近散步，走至一处地方，看见一面短墙，上书“再生缘”三大字，占据整面墙。当时即心有戚戚，在那里多停留了一会儿。可惜那时太晚，未及弄清那是什么处所，或就是陈端生故居也未可知。第二天临时有事，匆匆离开杭州，留下一个悬念。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个究竟。

       家世

       陈家世代书香，陈端生祖父陈兆仑是雍正进士，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为当时人所推崇。父亲陈玉敦中过举人，曾任云南、山东等地地方官。陈端生的祖父是一个很开明的旧文人，曾写《才女论》一文，认为女性讽“习篇章”“多认典故”，“大启灵性”，对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而且可使女子变得“温柔敦厚”因此得出结论：“才也而德即寓焉”。虽然他眼里的才女最终目标还是作一个更称职的主妇，毕竟他把文化修养提到了有用的地位，至少为他的女性后人接受文化教育开了大门。陈端生和她妹妹陈长生都以文学才情见长，当受益于祖父的开明思想。

       陈端生母亲汪氏出身也不一般，是曾任云南府和大理知府的汪上堉之女。汪上堉中过进士，他的女儿有文化，再自然不过。由他的女儿教育出来的陈端生很有文才，也不奇怪了。另外，身为杭州人的陈端生却将《再生缘》故事起点放在云南，并将男女主人公很多活动之地放在云南首府，很叫人纳闷。知道了她母亲的家庭背景，一切便都有了解释。想必陈端生小时候听母亲讲过很多关于云南的事情，而且深深被吸引，对云南产生了很多幻想和神秘感。写小说时自然就从神秘的云南开始了。又或许云南离固执传统的京城很远，人们的思想不那么受拘束，汪氏传给子女的观念很开明，陈端在审视社会传统观念的时候方能没有拘束，才写得出《再生缘》那样的作品。反观mm，似乎是个旁证。

       陈玉敦和汪氏没有儿子，只有有仨女儿，端生为长，庆生为次，长生最幼，但庆生早夭，实际上生活中只有姐妹俩作伴。端生和长生姐妹都文采斐然。端生自不待言，有《再生缘》为证。陈长生也不逊色。当时江南一带世风开明，男女之防并不严格，她妹妹长生就是当时文豪袁枚的“女弟子”之一。长生后嫁与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叶绍楏（琴柯），又是另一桩文化联姻。叶家有一特征，女性都富于才思和诗艺，其水平之高，令当时人称奇。袁枚就曾评论说，“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其前后两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指长生），皆诗坛飞将军也。”（《随园诗话补遗》三）（从江南女子都多才多艺，又好群聚吟咏，可知《红楼梦》所叙述的姐妹结社，并非曹雪芹的杜撰或理想，那的确是当时世家大族中很普遍的现象）家里或生活环境中只有女性的环境的确很难培养男性比女性强的定势思维，因为做出事情让你感动或者崇拜的不是姐姐就是妹妹，要不就是母亲。这一点，我家的情况可为旁证。因此，陈端生能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写出《再生缘》，大概也与女性（而且是有才华的女性）围绕身边的家庭环境有关。

       《再生缘》写作时间

       《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陈端生十八、九岁时写的。那时她还待字闺中。虽然有人说她的祖父很节俭，家里显得很寒碜，但毕竟官位很高，不至于是普通贫民那样的穷困。动笔之时是在1768年秋天：

       闺帷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

       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

       闲拈新思难成句，略捡微词可作篇。

       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

       这是《再生缘》开篇所述，说明了写作的季节，具体时间大约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那年陈端生虚岁十八岁。古今才女都早熟，张奶奶也是十几岁就出名了。象我们这样老大不小还没成才的，就该心安理得地作平凡人了。一笑。

       陈端生动笔写《再生缘》时，家住北京外廊营（mm空了替我找找外廊营现在何处）。此时她祖父正在京城作官，全家都在北京陪侍。九月间刚好她的祖母以及伯父母等都回杭州去了，而她的父亲因为“留京供职”，陈端生一家却没有回南。陈端生比平时空闲，而且家中环境也相对安静些，是写作的好时机。很可注意的是，陈端生和曹雪芹（1717-1763）差不多同时代，曹雪芹去世的时候，陈端生十二岁。六年后她在北京开始写作《再生缘》，《红楼梦》已经在北京流传多年。陈端生是否有缘读过《红楼梦》呢？陈先生说她未必读过《红楼梦》，也许有道理，但也未必没读过。如果读过，才女陈端生会如何看才女林妹妹，又如何看大观园中诸姐妹及其命运呢？

       创作前十六卷

       陈端生的写作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最早的读者大概只有母亲和妹妹，但她写得非常勤奋，常常挑灯夜战。陈端生说她在天气寒冷的冬天还依然惦记着写作：

       仲冻天气已严寒，猎猎西风万木残。

       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

       又说：

       书中虽是清和月，世上须知岁暮天。

       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

       她之所以那么努力地写作，完全是被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所驱使，与林妹妹所说“无奈诗魔昏晓侵”的情形相似。写作冲动来的时候，作家自己想挡也挡不住，想是有神助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大概都是这样的产物，光靠后天勤奋努力是不行的。

       当时的写作活动非常愉悦，陈端生描述到：

       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

       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

       午绣倦来犹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

       第二年的正月，陈端生的祖父离开北京回杭州，但陈端生父亲还在京中作官，姐妹俩和母亲都继续留在北京。到五月，一共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她已经写完前八卷。

       八月，父亲任职山东登州府，全家都跟随父亲前往。登州府治所在今天的蓬莱市。蓬莱临海，风景优美，加之又有神话传说，在那里的生活让才女陈端生感到非常舒适与安逸：

       地临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

       空中楼阁千层现，岛外帆樯数点悬。

       陈端生的生活很惬意不难想象。除去自然风光很美丽之外，她家在那里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地方长官，而且是京官外放，享有特殊待遇，自不待言。那种全府第一家的优越感，是在北京找不到的。不过，优越舒适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侵蚀陈端生的精神追求。在蓬莱这段时间，她继续勤奋写作。她的写作速度很快，可以说这是她的创作高潮期。她在登州住了约七个月时间，就写完了九到十六卷。陈先生推测她那么勤奋的写作可能还跟她母亲身体不好有关。她怕母亲看不到书写完，就离开人世。

       创作中断

       很不幸的是她的写作高潮也随着十六卷的完成而结束。因为这之后，陈端的创作中断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也就是十年以后，才重新提笔，续写了第十七回。此是后话。

       写完十六卷，陈端生有一段感叹光阴荏苒的伤春词：

       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

       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

       良可叹，实堪嘲，

       流水光阴暮复朝；

       别绪闲情收拾去，

       我且待，词登十七润新毫。

       流水光阴一词出典《牡丹亭》，也就是黛玉也曾伤感过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陈先生说曹雪芹仅仅是揣摩女子心态，“间接想象之文”，而陈端生却是“直接亲历之语”，故《再生缘》之词更值得玩味。我以为这一点相似，至少可以让不相信可在人间找到杜丽娘、林妹妹那样多愁善感的尤物的人可以相信了。

       陈端生写完十六卷之后没有接着写，因为她母亲病了，而且到七月，母亲便病故了。算了算年龄，她母亲去世的时候不会超过五十岁，以今天的寿命论，尽及中年。想必陈母也是一位才女，所以才会那么不寿。陈端生说：“自从憔悴堂楦后，遂使芸缃彩华捐。”母亲其实就是她的第一知音。她这段写作时期，读者也只有母亲和妹妹。陈端生姐妹与母亲关系很密切，不仅生活上有母亲何护照顾，而且母亲教她们读写，姐妹俩有才华全赖母亲的督课之功。陈端生曾经那么勤奋地写《再生缘》主要原因是为了愉悦母亲。母亲去世恐怕是陈端生生命中的第一次失去。人在世上，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知音，尤其对于有才华，需要有人来欣赏，来鼓励的人来说，知音比谁都重要，更何况那知音就是你的慈母。母亲不在了，怎么还有心情写作呢？

       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六年（1770）夏天，大约因为父亲离任，她和家人返回杭州老家。回南先从蓬莱乘车到德州，再从德州乘船，走水路，一路舟车劳顿，让娇弱的陈端生走得很辛苦。当时交通不如如今发达，再是富贵的人，也要经历颠簸之苦。

       这一年，陈端生已经二十岁了。

       出嫁

       回到杭州，似乎也没精力恢复写作，只是对旧稿作了一些修改润色。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大概都是相亲备嫁时期，中间还好事多磨，费了一些周折。三年后，陈端生二十三岁，终于嫁与名家子范菼为妻。当时范菼是诸生，尚未中举。但是，范菼已经年过三十，很可能已有婚姻，陈端生是继娶，并非原配。范菼是陈端祖父好友范璨之子，浙江秀水人，与陈端生母亲是同乡。他家世代住在湖州，与端生妹长生夫家近邻。范陈两家联姻似乎顺理成章。范璨是雍正年间的进士，曾任湖北巡抚、安徽巡抚、资政大夫、工部侍郎等高官。陈端生嫁给他儿子，也是门当户对。所以陈端生的物质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她和丈夫情投意合，很是幸福美满。她如此描述婚后的生活：

       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

       挑灯伴读茶汤废，刻烛催诗笑语联。

       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悬。

       日子过得很顺心，但写作却没有回到以前的状态。虽然丈夫也可能是她的知音，但此知音殊非彼知音，人与人之间的契合是因人而异的。不是那个特定的人，特定的灵感是出不来的。但是，婚姻幸福与继续产生写作灵感比，我以为幸福更重要。陈端生一定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在幸福生活中没有产生非写不可的冲动。但是，她完成了另一种创作，婚后一年生一女，后数年产一子。

       人在世上获得幸福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长久地守住幸福。这似乎是让绝大多数人都很难解的难题，因为幸福总是那么易逝，而不幸却往往是那么顽固。富家小姐又嫁得名家子的陈端生怎么也想不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她的头上。

       陈端生的夫君尚未中举，更未中进士，以他的家世、社会关系、以及与陈端生的婚姻各方面论，都是免不了考取功名这个大俗的。所以陈端生说：“亨衢顺境殊安乐，利锁名缰却挂牵”。是啊，明明有好日子过着，怎么不好啊？可在那种社会风气下，那种家庭环境中，是挣脱不了“利锁名缰”。可是对于陈端生的丈夫，那“利锁名缰”中的“利”和“名”都竹篮打水一场空，“锁”和“缰”却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续写《再生缘》

       陈端生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今天写起来，不过就是一两页纸罢了，可在当时是怎样的煎熬，若是陈端生自己来写，怕是几百页纸都写不尽。可惜她除了在《再生缘》的第十七卷里边间插着提了几句，并没有详细写。

       陈端生的情况很象是《红楼梦》里的李纨，可她比李纨更艰难。李纨的丈夫是病逝，所谓“寡妇失业”，获得很多人同情，也有老太太的撑腰。陈端生不是寡妇，她的丈夫还活着，但却背着发配边疆罪犯的沉重十字架。不知道范家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据她自己说，翁姑都很怜惜她。可是，旧时的大家族并不止有翁姑，还会有其他人。若是有那么些小人，她该是最容易被人嚼舌头根子，被排挤的对象。不过，陈端生还是有坚强的一面。从她所说的“强抚双儿志更坚”一句发狠的话，就可以看出，她的神经很粗。这其中有也有她妹妹的支持和帮助，容后再写。因此，陈端生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除了养育儿女，还在文化圈子里活跃着。

       当年写《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北京和山东，读者只有母亲和妹妹。她回到杭州老家后，《再生缘》却很快在浙江一省传开：

       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传。

       龆年戏笔殊觉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

       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

       谆谆更嘱全始终，必欲使，凤友鸾交续旧弦。

       不但“闺阁知音”和“庭帏尊长”都在争读她的《再生缘》，大家还意犹未尽，催促她继续下下去，让大家看到最后的结局。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再生缘》的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惊险连着惊险，开始看了就放不下，当时那么多人传看，并催促陈端生继续写，一点也不奇怪。《红楼梦》那么优秀的作品，在曹雪芹生前并不那么广为流传，他的成名是在身后。陈端生却不是，她在生前就已经遐尔闻名，还有很多《缘》迷紧跟着、紧盯着她。这是陈端生的幸运。虽然当时写作对于一个女子来说，什么实际的好处都没有，但才子爱胜名，才女求知音。有那么多人首肯她的文字，那是比金钱更珍贵的财富。《红楼梦》中诸姐妹听宝玉说把自己的文字拿到外边去显摆，都很担心。陈端生却对自己的作品流传出去不但不介意，还很得意，她骨子里似乎确实有一种“螃蟹”基因。因为读者的响应很热烈，她觉得有义务继续写下去：

       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

       白芍霏霏将送腊，红梅灼灼欲迎春。

       向阳为趁三竿日，入夜频挑一盏灯。

       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

       其中或有错讹处，就烦那，阅者时加斧削痕。

       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早春二月，陈端在母亲去世十二年、丈夫被流放四年后终于重新开始续写《再生缘》。这十二年的停笔，正象她说的“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明堂一醉”是指郦明堂（孟丽君）的性别引起皇宫中人们的怀疑，被灌醉了酒，正要脱靴查验是否小脚。正在惊险之际，故事却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十二年。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十二年的时间空白，却是用陈端生自己的悲欢离合来填补的。外人不知其中的辛酸，陈端生自己却再清楚不过，所以忍不住地长吁短叹。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写作心境和生活环境都已经大变，正如她自己说的，“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写作的速度已经大不如前，所以陈端生续完《再生缘》的弘愿并没有实现，她只写了第十七卷一卷，就再没有继续写。

       《再生缘》续书

       陈端生著《再生缘》到十七卷就戛然而止了，给读者留下了一部神龙无尾的弹词著作，后三卷是由弹词女作家梁德绳根据陈端生所描述的故事发展脉络而续写的，尽管续书偏离了陈端生当初写作时的主题思想，但在后人看来，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成就。

       ###第70章63 大清直隶省威县知县医学家——陈修园　　陈修园（1753～1823），中国清代医学家。名念祖，字修园，又字良有，号慎修。长乐（今福建长乐）人。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道光三年（1823）。陈修园自幼一边攻读儒经，一边学医，曾拜泉州名医蔡茗庄为师学医。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曾任直隶省威县知县等职，在任上曾自选有效方剂救治水灾后罹患疫病的百姓。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病告归，在长乐嵩山井山草堂讲学，培养医学生，一时学医弟子极多。

       父陈廷启，号二如，早逝。祖父陈居廊，博学通医。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苦攻经史之余，还钻研医学，专心研究古代医学经典，颇有心得。见原书文辞深奥，遂加以浅注，或编成歌诀，著《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传世。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举。后会试不第，寄寓京师。适光禄寺卿伊朝栋患中风症，手足瘫痪，汤水不入，群医束手。念祖投以大剂而愈，声名大噪。后回长乐，任吴航书院山长。、

       嘉庆三年(1798年)，主讲泉州清源书院。嘉庆六年(1801年)，再入京会试，不第，参加大挑，成绩甲等，以知县分发直隶保阳(今河北省保定)候补。时值盛夏，瘟疫流行，念祖用浅显韵语编成《时方歌括》，教医生按法施治，救活甚众。直隶总督熊谦得痹症，手指麻木，延及臂腕。念祖教以常服“黄芪五物汤”，并开方补肾养肝，病遂愈。其间还治愈当地妇女阴挺症。嘉庆十三年(1808年)，吏部郎谢在田头项强痛，心下满，小便不利，服表药无汗，反而烦躁，六脉洪散。经念祖处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再投以栀子豉汤，病不再发。

       嘉庆十七年(1812年)，署磁州，改任枣强，升同知，擢代理正定知府。公务繁剧，仍撰写医书，为人治病。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以年老请休，在福州石井巷井上草堂讲学，培养医学人才；并曾治愈琉球国王之风症。

       医学主张：

       陈修园的时代，一般医生为了应付门诊，多半只学习唐、宋以来各个医家的药书、方书，想从中找出几个治病的药方，而对祖国的医学经典著作、理论著作和《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以及《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到著作并不感兴趣。更不愿为研究这些著作而下苦功夫。

       陈修园感到这股轻视中医基本理论的风气是不正常的。为了扭转这股学气，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陈修园告老还乡，在福建省嵩山井上草堂讲学，不但把他数十年来研究这几部中医经典的体会传授给学生，而目，大力呼吁其他医学家也应对这方面的学习加以重视。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来自全国许多地方。

       不成规矩就不成方圆,陈修圆宗于《内经》、《伤寒》等经典著作，他对古典医籍的钻研功力深厚，涉猎广泛，因此他的书籍正统，规范。他还长期从事中医的普及工作，将中医知识通俗化，为后学开启了登堂入室之门。

       在医学理论上陈修园特别推崇张仲景，是维护伤寒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也是继张志聪、张锡驹之后最有影响的尊经崇古派。在伤寒研究的争论中，他极力反对方有执、喻嘉言的“错简”说，认为王叔和重新编注的《伤寒论》已经把张仲景的学说完整地流传下来，不能随便改动和取舍。他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方面的代表著作有《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和《伤寒医诀串解》，前两书曾三易其稿，史书称其“多有发明，世称善本”。他还将《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的方剂和治法编成《长沙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与《金匮方歌括》，易于记忆、习诵，对后学理解《伤寒论》、《金匮要略》很有帮助。虽然有人说陈修园注疏古籍有独到之处，但他上述着作的广泛流传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为后学者、特别是初学者研究张仲景典籍提供了入门的阶梯。

       在临床治疗上，陈修园长于用温补脾肾的方法治疗杂病，不喜用寒凉滋阴的药物。如他自己所说：“寒凉之药不可久服，人人俱知也，唯滋阴降火及不凉不温之品，最是误人。余素不喜寒凉，姑以寒凉方之不可弃者列”。他虽然承认滋肾丸、四生丸、清燥救肺汤等寒凉方剂能培补生气，是治疗“痨门”(肺结核一类消耗性疾病)不可少之方，但也只能暂用。而对保元方、六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归脾汤、附子理中汤等温热方剂则大赞其“补虚退热，进食除疾”、“益精气，扶元气”的功效，有“补火以致水之妙”。

       人物事迹：

       在北京，碰到一个叫伊去林的人患中风证（相当高血压后脑溢血），半身不遂，昏迷不醒，十多天未进食，京城的名医都没有办法。陈修园诊断后，当即开药给病人灌服，病人不但醒了过来，还逐渐恢复了健康。这件事一举轰动京城，一时找陈修园看病的人盈门塞巷，络绎不绝。

       后来，有位大官强令陈修园做他的私人医生，陈修园不愿意，便借口有病，于乾隆癸丑（1793年）秋回家乡福建。嘉庆六年（1801年），他被任命担任直隶威县（今河北威县）知县。当时直隶各地农村妇女患阴挺（即子宫脱垂）的人很多，直隶臬台（按察史）付廉久闻陈修园大名，见他来到直隶任职，对他尤其敬重，多次向他请教治疗此病的方法，陈修园给他讲了这种病的病因、病理，提出了一些治疗的方法。按他的方法治疗效果很好。

       主要著作：

       陈修园著作很多，坊本有题名二十三种、三十二种、四十八种、五十种、七十二种的说法，多为开蒙普及读物，有《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灵素节要浅注》、《伤寒医诀篡解》、《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女科要旨》、《时方妙用》、《时方歌括》、《景岳新方砭》、《伤寒真浅注》，因此影响较大。在学术观点上陈修园是典型的尊经崇古派。后世所编《陈修园医书》中不少是托名作品。

       陈氏“劝读十则”，根源于清，流承至今，所论内容丰富，见解明确实用，古今皆宜。此乃启迪深思，备受人用，医术医德医患，收益久远矣。

       解放前，虽然各地设立了一些私立中医学校，但能人学人数不多，可是读陈修园书而当医生的甚多。中国当代的一些著名老中医，也有不少是从陈修园的书开始学医的。由于陈修园的书畅销各地，买的人很多，书商为谋取厚利，以假乱真，把其他医家的书也印上他的标签，故有陈修园医书三十二种、四十八种、五十种、七十二种之说。

       医学贡献：

       陈修园是遵经派，明白《黄帝内经》的重要性：“夫医家之于内经，犹儒家之于四书也。日月江河，万古不废”。在医学教育方面，陈修园特别强调启蒙教育的重要定向作用：“医学之始，未定先授何书，如大海茫茫，错认半字罗经，便入牛鬼蛇神之域”，“入门正则始终皆正；入门错则始终皆错”。因此，《南雅堂医书全集》具有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为基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中心，博采众家之所长的整体结构。这套书内容比较完备，包括了经典的基础理论，诊断、方剂、药物和各种病症的治疗；写法上深入浅出，又多从临证需要出发，切合实用；文字清新流畅、浅显通俗，且多赋以韵脚，或作成歌括，易读易记。因此这套书利于自学，是中医普及教育的理想教材。无怪其问世以来便广为流传，近两百年中好评经久不衰，对中医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南雅堂医书全集》的巨大成功，除了上述的内容、写法和文字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作者济世救人的诚心和著书的态度。如前所述，作者的好几本书都是由于自己在大面积救治病人时，痛心于庸医误人的现状而起心撰写的。而作者对于写书的严肃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也使人感动并堪作后学的楷模。

       据陈修园的儿子陈元犀说，他父亲病危时十多天水米未沾，他已经为父亲准备了后事。中秋那天半夜过后，他父亲又稍微清醒些了，每天早晚可进一茶杯的水或食物。于是就对他说：我这几年所写的书还不完备，比如霍乱、吐泻两条也须重新补写，应该采用张仲景的理中汤和孙思邈的治中汤，“以正群言之失，亦以见古人立法之纯”。他把自己在人间的最后光阴，都投入到自己留给后人的书上，其诚可感、精神可嘉。

       《南雅堂医书全集》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首刻刊行的，接着就有二、三十家书商翻印。在不断翻印的过程中，书商们就逐渐加入他人的医书，混杂其中，于是从《陈修园医书十六种》变成了二十多种、三十多种、…最后多至七十二种！在加入的医书中，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比如王孟英的《霍乱论》和竹梅居士的《急救经验良方》，有许多是无名氏的著作。这个现象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南雅堂医书全集》在当时流传之广。不但学医的人争购，连许多不学医的人也要买一套放在家里，作为保健常识书来翻阅。

       到了清代，历代中医典籍已经汗牛充栋，授徒的中医们各自凭自己的经验和理解选择授徒的课本，官方并无统一的教材。乾隆四年(1739年)，一批医家在乾隆皇帝的御召下用三年的时间编撰成了《医宗金鉴》。这是一套大型的医学丛书，共有48册，内容包括基础理论和各科的疾病治疗方法。这套书平正朴实，强调基础和应用，是官方出版的医学教材，也是皇家的太医院医学考试的标准参考书。这套书出版时(1742年)，陈修园还没有出生。因此，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是在《医宗金鉴》这样一套权威著作的对比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个人专著的。

       ###第71章64 晚清中兴名臣湘军重要首领——胡林翼　　胡林翼（1812年7月14日－1861年9月30日），字贶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汉族，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四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调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抚。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遗书》等。

       人物简介

       道光十六年中进士，授编修。1840年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在任强化团练、保甲，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民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后总结战争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

       1854年（咸丰四年）春，出黔抗击太平军；7月，升四川按察使，仍驻防岳州；9月调湖北按察使，赴援九江。1855年3月，升湖北布政使，率大军回援武昌；4月，武昌失守，奉诏署湖北巡抚，负责南岸军事，与曾国藩策划围攻武汉。次年12月，破武昌城，实授湖北巡抚。此后，援赣、谋皖、图江南，全力支持曾国藩。1857年派兵援庐州。1858年攻陷九江。次年谋划攻取安庆。1860年移营莫山。次年进驻太湖，调兵遣将，出谋划策，并大力筹饷，以厘金、盐课为主，兼行各种捐输。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调节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被史学家并称为“中兴名臣”。

       1861年春，太平天国西征军入湖北，武昌势危，他急回援。9月5日，所遣之军会同曾国荃湘军攻陷安庆。同月30日，因病呕血死于安徽军中。谥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所著《读史兵略》46卷，奏议、书牍10卷等，辑有《胡文忠公遗集》。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为中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

       胡林翼文武双全，能诗能文，为官清廉，且重视教育，生前倾其所有，在益阳石笋瑶华山，修建了箴言书院“以公邑人”，培育人才，造福桑梓。后人蔡锷特别崇拜胡林翼的军事才能，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把这本书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学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阅读了《胡文忠公全集》，也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遂把他当成学习的楷模，把自己的字也改为“润芝”或“润之”。

       胡林翼虽早殁，但生平推功让能、调和诸将之力甚强。咸丰六年，胡林翼升为湖北巡抚，极力笼络时任湖广总督的满洲权贵官文，其母收官文之妾为义女，又处处让利给官文，故胡林翼所言，官文无不言听计从，为平定太平天国奠定良好基础，史载“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曾国藩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他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并称为“中兴名臣”，赐谥号文忠。

       历史评价

       胡林翼能文善武，懂经济，擅理政，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名臣，但与曾、左比较而言，他受后人关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对不足。这当然与胡林翼去世较早、没有机会像曾、左那样由统帅转为洋务重臣有关。

       李慈铭：“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

       王闿运：“中兴之业，实基自胡。”

       曾国藩：“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

       沈卓然：“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独坐镇武昌，坚守不摇，以扼形势之要；且于课厘馈饷，擘画尽善，遂使当时诸军无饥馁之扰，克奏中兴之业。由此而论，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诸政，亦皆大端，足为后世之法式。”

       郭嵩焘：“位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慈禧太后：“林翼未竟全功，遽就溘逝，迹其功勋卓越，名播寰区，至今江、鄂士民称颂。”

       蔡锷：“曾、胡俩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

       《清史稿》：“骆秉章休休有容，取人为善。胡林翼综覈名实，干济冠时。论其治事之宽严疏密若不相侔，而皆以长驾远驭，驱策群材，用能丕树伟绩。所莅者千里方圻，规画动关军事全局。使无其人，则曾国藩、左宗棠诸人失所匡扶凭藉，其成功且较难。缅怀中兴之业，二人所关系者岂不钜哉？”

       故居府第

       胡林翼的府第，即“宫保第”（胡生前官太子少保故称“宫保”）。坐落在今泉交河镇大塘村，占地数十亩，四周筑有厚达一尺余的三合土围墙，墙外有丈余宽的护城河沟。府第内有房舍、官厅、花苑、仓、门堡等房屋多达上百间，是一座城堡式的庄园。民国时期，胡林翼的后代，多居住于长沙。房屋由益阳县立六校（完全小学）租用办学，直至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林翼中学（胡林翼的曾孙胡有猷创办）曾短期办学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为乡政府、农协会所在地。房屋一直保持比较完整。六十年代，食堂下放，许多失去房屋的社员蜂拥至宫保第，敲门窗，拆砖瓦，一个百年的大庄园就这样迅速“砖消瓦解”了。七十年代，生产队为开辟田园，将坚固的围墙凿倒，护城河沟填平，至此“宫保第”便销形匿迹了。所有珍贵文物或流落民间，或毁坏丢失，国有博物馆收有少量。目前，“宫保第”仅存房屋基础和一些残墙断壁。益阳市委市政府及赫山区委区政府将修复胡林翼故居“宫保第”，现已将此项目列为2010年重点项目。

       记事年表

       公胡氏，讳林翼，字贶生，亦字咏芝，湖南长沙府益阳县十九里泉交河人。

       嘉庆十七(1812)年壬申，

       六月初六日酉时，公生。

       道光十三年癸已，公二十二岁

       由江南携眷赴京师省亲。公既长，精悍之气，见于眉宇，于书无所不读，尤嗜宋五子司马通鉴，龙门史记，班范前后汉书，惟不喜时艺及填词制曲，尝寓书以戒堂弟保翼枫翼，谓学问之道，当先端趋向，明去取，异日经世之谟，优劣优劣即判于此。

       道光二十年庚子，公二十九岁

       八月，充江南乡试副考官。冬月回京复命，因桉降一级调用。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三十岁

       五月二十五日不讳。

       道光二十五乙巳，公三十四岁

       陶文毅公戊戌年薨于位，眷属归自金陵，居安化小淹里第，子少云名桃方八岁，公时往经纪其家政，又主聘左季高先生傅公子，俾成立。是年，公叔父春藻公以子杭翼殇患呕血病，公侍汤药不解。九月，春藻公卒，公奉遗命力主抚季父墨溪公次子棐翼为后，其家事皆一手经理之，为出千金弥其亏累。

       公自壬寅读礼归山，至是赋闭居四载矣，杜门不出，终日书卷翰墨自娱，楹联云：“池圃足高卧，图书估古欢。”知心至，相与放荡形骸，流览山水，春秋佳日，独从一奚散步乡村，与野炎稼穑忘归，道旁观者不知其曾践清华也。时陕西抚军闽县林文忠公，安徽抚军王公植，两江制军沔阳陆公建瀛，两淮都转广顺但公明伦，及各知交，节次寓书，谓其才堪济世，不宜自甘暇逸。十二月初九日，公约亲戚故旧会宴。酒酣慷慨言志，客共劝驾，始决计出山，湖南抚军陆费公瑔聘主讲常德朗江书院，湘阴仰高书院，并辞不就。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公三十五岁

       正月，与弟保翼同舟由淮阳北上。六月，由陕西捐输桉内报捐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林文忠公专摺奏辨也。时龙山友人李如昆留都门，问曰：“今有司之法，输金为吏者，得自择善地，君何独取于黔？”公曰：“天下官方，独贵州县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某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窃念两世受国恩遇，黔又先人持节她，习闻其风俗，某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意。”李公为之起敬。十二月七日，由吏部带领引见，评旋出京，仍取道淮阳。

       道光二十七岁丁未，公三十六岁

       三月回籍，将入黔，告先人墓，誓不以一钱肥家。四月，挈眷起程，堂弟保翼，以府经历随行。六月抵省，十一月委署安顺府事。

       道光二十八岁戊申，公三十七岁

       安顺苗汉杂处，盗贼充斥，烧香结会，有冒顶，大五，小五名色，聚众抢劫，行旅戒严，公访查巨盗姓名，及身躯长短，窝巢远近，一一注册，联络士绅，亲自下乡县重赏督捕，统获首犯黄老广、余饶贵等三百馀名，尽法惩治，道路肃清。

       郡城有溪河久湮，遇山水涨发，房屋被淹，雨止立涸，城中居民，出城十余里得汲水饮，公为浚溪，筑坝，设闸启闭，以时蓄浅，安民便之。

       道光二十九年已酉，公三十八岁

       三月，卸安顺府事。闰四月，接署镇远府。公以镇郡先务之急，莫如除盗，盗以黄平台拱为最多，施秉天柱亦甚不靖，高山某夷山丙沙邦四寨，其尤著者。前任抢掠烧杀拒捕各重件，层见迭出，不能破桉。公到任，添丁哨巡访，购眼线追捕，重赏必罚，月余，连获移交劫杀奸淫大盗二十名，又另获他桉盗匪二十余名。通计在任四月，获盗几百名，惟革夷上中下三寨，势更绵延，箐林幽险；高山寨亦孤耸峭厉，均难深入，苗入滚山蓦洞，处处可通，围擒难于周匝，此时即有募兵攻取之议，于该处地势之要隘险僻，考证访察，书图几及百幅，有土人所不能悉者，公尽知之，盖已得其要领。八月，卸事回省。十月，充武乡试监试官。十二月，奉札委带兵严拿革夷山丙沙邦等处苗匪。公以事贵神速，苗匪年终回寨赛神，必不虞我之至骤至，若稍稽延，恐风声走漏，转致窜逸。即于二十九日同委员逼束装起行，并密檄各属文武各领后练，约期齐集。

       道光三十年庚戌，公三十九岁。

       正月初六日，抵黄平州属之岩门司，其地界连合台拱丹江清江黄平清平施秉镇远各厅州县，实为革夷山丙沙邦各贼巢适中之地，地方各文武率营兵一千七百余名，屯兵苗兵一万八千余名俱至，公分布督率，扼要堵截，以防窜逸，并晓谕附近安分良苗，赴桉首明，给与记号，则为安插，随即直捣贼巢。十二日破革夷并破沙邦，二十一日破山丙，其著名盗贼之摆寨高梨树树拗上寨中寨等十余处，概毁之，除先后临阵格毙外，擒获各桉首要巨盗二百九十八名。旋据先期投首之六十寨苗头头带领生苗三千八百余丁，禀称自愿剃发摘环，编入保甲，如各寨中再有盗匪，自愿捆献。公察其情词确实，饬各地方官居跟同编造册籍，给予腰牌，免书差期诈朦溷之弊，仍酌留委员，清理户口，安抚良苗，凡一月而事竣。事闻，赏戴花翎。

       时湖南新宁李沅发作乱，逼近黎平，二月十七日，奉委带领兵练自黄平驰往办理者剿事宜。云贵总督程公矞采，贵州巡抚乔公用迁，遵旨保举，以道员用。公在黔数年，政声大着，上达宸听，劳方伯崇光，常中丞大淳，武方伯棠进京省亲时，均蒙天语垂询，且问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时宣宗成皇帝宾天，文宗新即位，下诏求贤，令直省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实有可胜大任者保秦候简，督特保十人，抚保八人，公皆与焉，得旨迅速来京，送部引见，中丞乔公奏请暂缓。九月，委署思南府事，兴学校，捐膏火，在任九月，士民爱戴，为立德政碑。

       咸丰元年辛亥，公四十岁

       六月，卸思南府事，补授黎平府知府，时已定计请答咨北上引见，适粤寇日炽，上宪饬到本任理防堵事宜。七月接篆。黎平界连楚粤，地杂民苗，久为盗贼出没之薮，或一日连劫十余家，或一家惨杀三五命，妇女污辱，鸡犬一空。公查访情形，亟求安辑之法，以为御外寇莫如团练，清内匪莫如保甲，严定条约，实力举行，如本寨有人出外为盗，则责成本寨乡正团长牌长交人；如外寨有盗入境而不救援，不追捕，则责成本寨邻寨乡正团长罚钱入寨，充公备用，而官不经手。其乡正团长等册，常时披阅，有事即按册札饬勒交。因公来署，待以殊礼；送贼到府，给以重资刻不迟，一钱不花，随到随审。又因营兵捕盗，见盗即抛弃军械拼命先逃，差役不能捕盗，返妄拿良善，乃自行招募壮勇百余人，分巡游徼，如明参将沉希仪，国朝传臬司重庵凋剿之法，行之半年，士民用命，得盗三百余人，办团练一千五百余寨，设卡栅四百五十余座，每卡派民夫四名至二十名不等，分班轮守，逐月委员及老成绅士分带练勇巡查，周而复始，盗首黄浪子等次第翦除，二三十年不见天日这区，始获安堵。

       咸丰二年壬子，公四十一岁

       二月，闻广西怀远融我城土匪啸聚，水陆梗塞。又闻洪逆窜入昭平，而梧州之波山匪党，复停泊戎墟一带，已成流寇伎俩。黎平属其西北交界，各要隘横亘二百余里，滇黔两省调往兵丁，及往来文报，均由此经过，视他处万为紧要，宜及早设防，禀请上宪于南路雇募壮民苗千名，统以谙练绅士，择要隘筑十堡守之，编成行伍，课其技艺，使知战守之法，意以练营兵弁滑弱万不可靠，且需索供应，甚苦烦扰，不如土著之民，保护乡里，其情既切，其勇自倍，节浮费而收实效，讲无逾此，且不惜不费乃可以省大资，不惮小劳乃可以省大劳。三月，又将粤之所以失，黔之所以当防，比较情形，证据今古，上禀数千言，请通饬各部与粤界之处，一律筑堡滩濠。大旨谓言战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其民力自以自卫，尤不如先用地利以卫民。又请速筹经费，晓谕绅民，出力捐资，被格奏奖，郡城素无积储，劝捐榖储仓，备城守之食。

       六月，有红巾军窜入黎境之四湾地界，距锦屏乡城市五里，各团练勇合力堵退，团长单盛裔，程杰，程侦，沉友梅，徐金堂追杀遇害，禀请优衅，并附入昭忠祠。又有广西土匪窜永从之大年一带，委员韩州判超在靠头地面防堵，即带练追捕，杀毙多名，生擒盗首杨兰生等九名，自是外寇不入。八月，粤寇窜湖南，抚军徐州张公亮基奏调赴楚办理军务，黔中大宪会奏请留，言士民失望，关系匪轻，又言事关全省大局等语，得旨无庸赴楚。

       十月卸黎平府事，委带兵总办镇远都匀清江黄平乌沙凯里等处苗匪兼办理黄平瓮安等处榔匪。公以捕盗与剿逆互有难易，逆患其抗拒，而盗则每多窜匿，非严办保团，惠工协力防贼，则此剿彼逸，终难尽净，迭禀两院札饬各属举行。又函致各地方官给呈地形险要，以乌沙界连清江丹江台拱古州八寨，向为瓯脱之地，俗云四不管，是以酿成盗薮，拟先于此处下手，由古州进兵。十一月十九日，从黎平带练二百名启程，二十五日抵乌沙，约三都文武，各领兵练，公守要隘，以资团练，三次紧捕，获盗百余名，古州下乌沙之著名世盗牛坐九坐等亦被获，仍日谕各地方官勤加搜捕，一面饬张委员礼度，韩委员超分赴丹江之毛坪，台拱之台盘剿捕。

       咸丰三年癸丑，公四十二岁

       正月十三日，自乌沙移驻凯里。以乌沙各处之盗，已得大，所最要者，革夷之高禾九松当垢一股，及台拱群盗，流徒无定，凶狡特甚，移檄各府厅州县侦探来拿。正月十五，二月初二，初五，初十等日，带领练勇会同围剿，除阵斩外，擒获二百余名，解省分别正法。四月初一日，回潕城省亲，黄平土匪聚集，藉量滋事，莠民倡始，乡愚被其协从，公领兵练数百，从镇远起程，行抵黄平旧州，次日，城外五里已聚匪数千，鸣锣鼓噪，施放枪炮，公令绅士并家人前往开导，且传伊处二人自来面申，不之应，仍跳跃前进，乃督练勇趋之，杀数十人，尽骇走，公悯其无知，不忍多杀，即收队回城。旋据各乡绅具结乞恩，愿遵约束，公以气焰方张之时，非威不济，及其恐惧消沮，可以恩行；数日间具结归家者数百寨，并将要犯困献，公为厘定量事，并禁革私派罚私刑等事，黄平民之远在数百里者，亦皆悔罪谕诚，到桉投结，事完，带练勇三百，驰抵瓮安。

       初刘瞎么等十余人，于上年四月倡议以齐榔为名，敛钱建庙，谓官不理词讼，不究盗贼，不如在乡私理沉河，由乡断桉罚处；且以乡成事后，一切钱粮由乡作主，愚民听从，遂于各村寨选派驻武断乡曲之人，充作头目，管领数千百户，或百数十户不等，是年复造鸟枪大炮，不入伙者焚掠之，派差拘拿，捆杀多命。署县徐河清禀报，欲逐寨焚剿，公至，意在分别良莠，以解散为主，以从缓缉拿首犯为要，告以焚剿之余，民无生业，必激成流寇，日兵练所到，首犯先逃，所杀者只老弱良懦妇女，且焚剿一二处，而四乡乱已必致倡惑要结，徒坚其作乱之心，坚持不可。九月初一日，出城至千里，择野田中安设营帐，传集乡城绅士，设法开导，赦宥协从，专缉首要，讵刘瞎么等初五齐众数万，三面扑营，不得已，亲自督练，斩六十余人，贼焰稍挫，被协良民，解散大半。十四日，复探贼匪于白岩险要垒石为关，安设大炮。公传令夜半造饭，冒雨潜行，出其不意，攻破石垒，压其大炮鸟枪刀矛等械，贼惊觉，追斩数十人，生擒首恶刘瞎么卓老五等，余匪并被协良民十散其九，公按名勒缉要犯，准令被协各户投诚免罪，并予困献匪徒赎罪，于城中设局收结过堂，造册记载户口多寡，分别有无遗下漏，以为办理保甲团练张本。十月初完桉。是时粤匪充武昌而下金陵，掠江西，往来无定，湖广制军仪征吴文节公文镕奏调入鄂办理军务，十二月，自黔起程。

       咸丰四年甲寅，公四十三岁

       补授贵东道。正月，舟次龙阳县属之有港，遗人送汤太夫人及眷属归家，自带黔勇数百人，径往湖北。未至，武昌复陷，制军吴公殉难于黄州之斗城，贼南窜，湖抚花县骆公秉章奏留湖南军营，防剿岳州平江一带。旋奉调回援省城。时安化之桀黠者乘机闹粮滋事，各处土匪响应，聚众以万计，攻城数次，四月，公奉委查办，既至，传绅士解散之，以计擒其渠魁黄国旭刘盛治等解省审办，民不得扰。六月，粤逆窜常德，公带兵追剿之，奉旨补授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南军营办理防剿事务。闰七月，官军屡捷，粤逆悉下窜，侍郎湘乡曾公国藩奏请随同带勇东征，骆中丞又奏请免随东下，仍驻岳州带勇，筹防搜剿崇阳通城等处余匪。天子以南服为重，五次奉旨专防岳州。八月，调补湖北按察使。十月，在崇阳县行营接印任事。侍郎曾公克武汉，下蕲黄，直抵浔阳，调公赴九江会剿，公遂移师于湖口梅家州，与大营会。

       咸丰五年乙卯，公四十四岁

       正月，贼复上窜，制军杨霈之师溃于广济，霈北走德安，武汉又陷。公率师千八百人由江西回援，营于武昌之沌口金口五里墩等处。是月，补授湖北布政使。三月，署湖北巡抚，专理南岸军务。是时贼众弥漫两岸，公以孤军枝梧其间，无援无饷，与水师侍郎彭玉麟日事攻剿，而兵力不及贼二十之一。四月，乃力汰怯弱，使皖藩司李公孟群，及总兵王国材顾北岸，而自战南岸，五月，奉兼领水师之命。六月，杨军门载福自湖南以水师来会。既而北岸事急，公渡江援之，营汉阳之奓山，然仰饷领省，而川饷以风鹤之警，迟回不敢进。八月，公军大饥，众溃，公乃退屯大军山，请交部议处，恩旨免议。会曾使相江西使罗忠节公泽南来援，九朋，与公会于羊楼泂，军威乃振。十月，败石达开于崇通间。十一月，乃率诸军逼省城，罗公营东门外洪山，公营南门外五里墩，而水师亦自沌口至鹦鹉洲，前后破贼垒十余，焚贼舟二百余，而城垣守御完固，竟不能克。

       咸丰六年丙辰，公四十五岁

       公分陆师扼青山，罗公日率诸军攻省城，前后数十战，虽皆获胜，而贼竟死守。三月，罗公攻城中炮卒，其弟子李忠武公续宾领其众。六月，破石逆援帅三万余，公以攻坚无益，乃浚长濠困之，使水帅下扼沙口，断贼接济。九月，襄阳土匪数百人倡乱，而游勇棍徒和之，倏数万，攻围府城，时藩司马秀儒驻襄阳，与襄阳道后浙抚罗遵殿告急，公使今皖抚唐公训方，都统舒公保往援，而日率众凋剿城贼。十一月，城贼困惫。二十二日，出为背城之战，我军蓄锐久，水陆齐举，喊声震地，贼力不支，复退，公麾军夺门入，生擒伪检点古文新赖集贤等五十四人，先锋八百余人，而官使相亦于是日克复汉阳，李公即日率师追贼至九江，楚北肃清，奉旨赏加头品顶戴，并实授湖北巡抚。

       咸丰七年丁巳，公四十六岁

       二月，皖贼围庐州，公使李公孟群援之。五月，唐公剿襄阳匪于武当山，灭之，分扰霍邱，霍山，英山，太湖，宿松，黄梅，广济，罗田，蕲州，蕲水，自四月以来，边围不靖，将军都兴阿驻军黄梅，宝义各营，分屯蕲州。闰五月，公急檄唐公自襄回援，而分路街营已溃，公不知也。然虑诸军无统帅，无所禀承，于二十四日军骑往视师，贼众已过蕲水公急回驻黄州，扰巴水以为固，贼不得渡。二十七日，诸营全溃，遗失军装器械以万计，复值大雨，舒公力战殿之，亦幸先使左光培以炮船巡守巴河，故得无害。公收辑兵勇，补缮军械，删汰衰疲，约束队伍，民心粗安。七月，公进营蕲水之月山，大破贼众，火其垒六十三，杀贼五千余，乘胜急追。八月，至小池口，楚境复清。遂会都将军，杨军门，李忠武筹复九江，先平小池口伪城。九月，公自南岸回省，乃奏查通省南漕陋规，严汰州县浮收勒折，书吏胥役渔牟中饱之弊，凡删减钱百四十余万，实为二百年漕政所未有，又变通有驿州肢章程，皆得旨允行。十月，迎养汤太夫人来鄂，并蒙恩封公三代皆至光禄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十一月，准奏依照山西裁汰铺兵，分别有驿无驿，改为马差，酌提银两，以资津贴。是岁，公抚同祖弟棐翼之子子勋为嗣。时各省举行抽厘助饷，而半归中饱，公仿刘晏用士人之法，访察正士，寄以管库，并立宝善堂于鄂垣，以待才彦，而人才辐辏，库藏充实。

       咸丰八年戊午，公四十七岁

       李忠武等围九江甚急，安庆逆守陈玉成欲内犯以救之，而屡为都将军唐中丞所败，侦知罗田麻城无备，遂由六安潜山出英山，犯罗田，陷麻城黄安，北鄙告急。三月，以李中丞续宜剿麻城贼，会忠武克九江，公以调度功加太子少保，即檄忠武率师北剿陈逆，而李中丞已复麻城，忠武旋复黄安，楚境肃清。七月十一日，汤太夫人病终抚署，公沥情恳请终制，温旨以楚师东下，调度尚待机宜，着照军营例穿孝百日，加恩赏帑经理丧事，遂于八月十一日扶柩回籍。九月朔抵里，十月二十四日营葬邑之十八里五龙山。既而三河变起，忠武死绥，朝旨敦迫，乃勉起督师，十一月十三日，自泉交河流泪登舟，谒始祖汉清公庙，见祠宇将颓，旋捐廉修葺。是月晦，至鄂城，不入衙署，与官节相论兵事，及三河诸将失律之罪，遂于十二月八日渡江，驻黄州，以镇抚水陆各路。初公察吏筹饷将兵，皆以得人为主，择吏必右寒唆而左膏梁，欲其知稼穑艰难，斯民情伪也。言兵则先求廉勇之将，而后募兵，谓天下无不可战之兵，而有不能战之将，有勇将自能汰弱兵，无将而遽召兵，是以卒予敌也，不溃何待。至是墨绖慢从戎，深念金革无辟之义，以兵事自任，搜军实，察夷伤，恤死吊孤，活弱补缺，驻黄经画，军气复振。

       咸丰九年己未，公四十八岁

       探闻陈玉成再犯罗麻，公自黄州移营上巴河以待之，贼闻公起复即窜商固，公亦回黄州。时石达开由闽广犯湖南，贼势甚，声言六十万，南省劲兵良将皆在外，腹内空虚，公急使李中丞回援，大破之。八月，筹四路东征，以曾使相沿江东下为南路，多将军等攻太湖潜山为中路，公督所部由英霍进为北路，调回李中丞北顾商固为后路，皆互相策应，相机前进。十二月六日，公进营英山贼城。是岁公忧时贤不谙军旅，因取左氏传通鉴毕纂宋元鉴明史言兵事者，修读史兵略，以教将材。

       咸丰十年庚申，公四十九岁

       正月，中路军克复太湖潜山，因筹立各边邑碉卡，以资守御。浙省告急，分遣萧翰度南援浙江，至徽宁误为张副芾所分拔，遂不得力。时军饷艰窘异常，因奏减成收捐，以济军实。九月，闻京帅戒严，咨商会使相请帅师入衙，回避地迁岐，则请自往襄阳治兵，以捍牧围。会使得旨英酋就抚，乃与曾方伯国荃，多将军，李中丞等筹攻安庆桐城，而遵旨分军与都将军东援淮阳。是年春江南大营已破，浙江失陷，时事孔棘，而乘舆北狩，公忧备嗟叹，抑塞烦惋，心胸间常如痞块，舌色如墨，医治稍愈，而帐房暑湿蒸漘，军务，饷事，吏治，日不暇给，宾客书疏，手自酬答，常漏下四鼓，始就寝。十二月，又力疾自英山驰入太湖，节度围皖诸军，故病日加剧。是岁为高祖映塘公及祖乡贤公置墓，立义塾，并为邑人聚书，建箴言书院以课实学，买田以赡师弟子膏火焉。

       咸丰十一年辛酉，公五十岁

       陈玉成欲解安庆之围，遂由霍山英山内犯。先是公筹防守，饬余际昌以部所屯霍山乐儿。

       镇，固守儿战，以待援军，余违节度，一战果报，太平军遂由英山假官军旗帜趋袭黄州，陷之，分陷二蕲、德安，随州，黄梅，广济，又纠捻龚瞎子分犯罗麻，而江西太平军双犯南岸兴国，大冶，崇阳，通山等处，省城戒严。公使成总镇大吉歼捻军于罗田松子关，龚瞎子中炮死，梁观察作楫与吴司马林守麻城，太平军亦败遁。咨李中丞回援，驻庐家港，以护省垣，分使金观察国琛复德安，湖南刘观宗岳昭复随州，以降人刘维桢计取黄州，彭侍郎以水军梭巡长江，贼遂由广黄回皖，围太湖，见公在城守御，乃疾驰去之皖境集贤关。公调回鲍军门超攻关外太平军垒，尽杀之，而多将军又五败援贼于桐城，安庆之围益固，五月杪，公遂力疾回援南岸。六月朔抵鄂，南岸太平军亦闻风遁归；楚又安谧。而公疾则由三月以来咯血，日夕不止，忧劳日加剧。八月朔，曾方伯克安庆，以公首谋加太子太保世袭骑都尉，而文宗皇帝龙驭上宾于承德，公闻信拊膺大恸，病益不可为，遂于二十六日骑箕尾而逝。事闻，朝野震悼，恩谕祭葬如例。命入祀贤良祠，并使湖北暨本籍建立专祠，日赐公子子勋，一体会试。九月二十六日旋里，明年同治元年二月壬戌，葬于邑十五里花桥书塘湾。

       藏书故实

       晚年致力于教育，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创办湖南益阳箴言书院，咸丰、同治年间，他从自己的俸禄中购置图书1337种，36261卷，其中经书444种7048卷；史书232种，16320卷，碑贴195种117卷。把他的全部藏书都运到箴言书院，供师生阅读。其中有宋元本古籍数种，乾隆刊本《陕甘通志》一套33册，现部分图书归于湖南图书馆收。著《读史兵略》，所遗奏稿、书牍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第72章65 西泠八大家学者书画篆刻家——陈豫钟　　陈豫钟(1762—1806）清代学者、书画篆刻家。字浚仪，号秋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廪生。深于小学，工书篆籀，摹印尤精，与黄易、陈鸿寿、奚冈齐名，为浙派篆刻“西泠八大家”之一。（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画兰竹秀逸有致，亦工画山水，尝集古今画人为传，著《求是斋集》。

       陈豫钟，《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作钟豫。出身金石世家，乾隆时廪生。工篆刻，早年师法文彭、何震，后学丁敬，作品工整秀致，其边款常作密行小字，颇为自负。精于小篆籀文，兼及秦汉，皆得古法，摹印尤精。阮元任浙江督学时，曾铸文庙大钟，钟上记铭文，请其摹仿古文勾勒，端整壮丽，极受赞赏。嗜好收集金石文字，毡蜡椎拓，积卷数百本。见名画、佳砚，虽重值必购之，尤其爱好古铜印。

       工画山水、松、竹、梅、兰，尝以篆法写墨笔松竹梅卷，书法苍雅圆劲，黄易为题岁寒图三字。尝辑《古今画人传》。著有《求是斋印谱》、《求是斋集》。享年四十五，事迹收录于《定香亭笔谈》、《畊砚田斋笔记》、《墨林今话》、《桐阴论画》、《广印人传》。

       边款特征：

       从文彭的冲刀双刀刻边款到何震始创的单刀切刀刻边款再至丁敬边款的不书而刻，切刀刻款直至陈豫钟发展到新的高度。陈豫钟的刻款在研究前人刀法的基础上，自己探索出一套以腕为主的运刀方法，用腕的转动来调整不同的进刀部位，刻款时石少转动或不转动。在传世的一方“希濂之印”边款的款文写道：制印署款，昉于文何，然如书丹勒碑然。至于丁砚林先生，则不书而刻，结体古茂。闻其法，斜握其刀，使石旋转以就锋之所向。余少乏师承，用书字法意造一二字。久之，腕渐熟，虽多亦稳妥，索篆者必兼索之。……甲寅长夏，秋堂并记。陈豫钟的边款已甚至可以成为独立的艺术与印文并驾齐驱。在“最爱热肠人”一印的款文中就有记载：“盖余作款字，都无师承，全以腕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或以为似丁居士，或以为似蒋山堂（蒋仁）。余皆不以为然。今余祉兄索作此印，并慕余款字，多多益善。”

       陈豫钟的边款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并慕其长款。在“最爱热肠人”一印的款文中就有记载：盖余作款字，都无师承，全以腕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或以为似丁居士，或以为似蒋山堂。余皆不以为然。今余祉兄索作此印，并慕余款字，多多益善。

       陈豫钟工画山水、松、竹、梅、兰，尝以篆法写墨笔松竹梅卷，书法苍雅圆劲，黄易为题岁寒图三字。精于小篆籀文，兼及秦汉，皆得古法，摹印尤精。工篆刻，早年师法文彭、何震，后学丁敬，作品工整秀致，其边款常作密行小字，颇为自负。印风工整，含蓄，法度严密，刀法在浙派诸子中最为内敛。“陈豫钟印”是作者的自用印，印作四面刻陈氏的姓名、字、斋号，风格工稳端严。从文彭的冲刀双刀刻边款到何震始创的单刀切刀刻边款再至丁敬边款的不书而刻，切刀刻款直至陈豫钟发展到新的高度。陈豫钟的刻款在研究前人刀法的基础上，自己探索出一套以腕为主的运刀方法，用腕的转动来调整不同的进刀部位，刻款时石少转动或不转动。在传世的一方“希濂之印”边款的款文写道：制印署款，昉于文何，然如书丹勒碑然。至于丁砚林先生，则不书而刻，结体古茂。闻其法，斜握其刀，使石旋转以就锋之所向。余少乏师承，用书字法意造一二字。久之，腕渐熟，虽多亦稳妥，索篆者必兼索之。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理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陈豫钟得益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为浙派篆刻“西泠八大家”之一。

       ###第73章66 大清嘉庆四年之进士文学家——陈寿祺　　陈寿祺（1771—1834）清代文学家。字恭甫、介祥、苇仁，号左海、梅修，晚号隐屏山人，福建侯官人。嘉庆四年进士，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父母殁后不出仕，主讲鳌峰、清源书院多年，有《左海全集》。

       陈住黄巷，与梁章钜毗邻。陈家世代业农，从祖父陈起龙起，弃农读书，父陈鹤书，岁贡生，寿祺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年六十四岁。家以经学教授生徒。寿祺5岁发蒙，“不饮，不弈，樗蒲不入座，惟手不释卷”。6岁从名师周立岩，年15补县学生员，师从大儒孟超然。孟以国士待之，并预言：“十年后，福建有通儒起，陈生是也。”年十八，上福康安百韵诗并序，沈博绝丽，时称才子。

       乾隆五十四年（1789）得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京应进士试，最初试卷被分房考官所遏，幸座师阮元向主考大学士朱珪极力推荐，才被录取。进士及第后，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在京时，与武进张惠言、高邮王引之以治经学齐名。不久，告假回闽省亲，途经杭州，座师阮元正任浙江巡抚，留他主讲杭州敷文书院，兼教诂经精舍生徒。阮元组织人编纂群经古义为《经郛》数万卷，其义例皆请寿祺拟定。寿祺还自撰《五经异义疏证》，成了当时的经学名著。

       嘉庆八年（1803年），还京销假，翌年，任广东乡试副考官，嘉庆十二年（1807）为河南乡试副考官，曾亲阅二、三场所有落卷。嘉庆十四年（1809）任会试同考官，京察一等，记名御史。嘉庆十五年（1810年），父亲病逝，陈寿祺连夜赶回家，为奉养老母，从此决定不再出仕，此时仅40岁。

       嘉庆十七年（1812），福建巡抚张师诚入朝，皇帝命将御制《全史诗》带回交学者编定，张师诚请陈寿祺主持，陈寿祺如期完成，编定中颇有独到见解。孝服满后，陈寿祺到泉州主讲清源书院，历10年，以经学教授诸生。当时，清源书院常成为过境官员的旅舍，影响学业，陈寿祺致函督、抚请禁，并要求通饬本省各府、州、县，不得再以书院招待过往官员，此风遂绝。道光二年（1822），陈寿祺丁母忧回里，服满，主讲福州鳌峰书院达10年。在此，陈寿祺首重考核学生品行，其次才是考该课文。并订立规章，整肃课程，厉行儒家的传统思想教育，并作《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3文，传示诸生。10年中造就不少人才，其中著名者有诗人张际亮、史学家王捷南、理学家梁文等。

       陈寿祺还关心家乡的建设和文化事业，如赈济福州贫民，兴修东湖、西湖和莆田木兰陂，都由陈寿祺主持或协助办理。福州贡院修建已及百年，陈寿祺建议闽浙总督孙尔准、巡抚韩克均募款修建，增添号舍，加高围墙，仅6个月完工。

       陈寿祺热心宣扬本省的先贤和良吏。道光四年（1824），陈寿祺联合士绅，呈请督、抚将黄道周从祀孔庙，并为之刊行《黄忠端集》66卷。嘉庆（1796～1820）末年，福建布政使李庚芸居官清正，因对总督汪志伊和巡抚王绍兰的官僚作风不满，遭诬陷迫害，以致自缢身死。陈寿祺深为不平，动员生员林天光等向钦差呈诉，使李庚芸的冤案得以平反，汪志伊、王绍兰被罢官。

       陈寿祺关心修志工作，《福建通志》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修成续志以后，已过60多年未曾修纂，地方文献散失甚多，而康熙志和乾隆正、续两志又存在一些错误。陈寿祺建议地方当局，把修缮贡院的余款2万余缗作为修纂新志的费用。当局接受其建议，并请陈寿祺担任总纂。道光九年（1829），通志馆开局，陈寿祺为通志创立义例，并自撰《形势》、《山川》二门和《儒林》、《文苑》后传。编撰新志3年中，陈寿祺患病日渐沉重，仍抱病修订稿本。道光十四年（1834），《福建通志》即将完成之时，陈寿祺已耗尽心力，于是年二月二十日病逝福州黄巷家中。

       有子陈乔枞。

       著述名录：

       陈寿祺对经学深有研究，福建经学自清初的李光地、官献瑶以来，多崇尚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陈寿祺初从孟超然学习，颇受宋儒影响，后来师事阮元，又接触钱大昕、段玉裁等朴学大师，便专学汉儒治经，改以汉学解释经义。生平精于今文，而于义理、名物又能融会贯通，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名家。主要经学著作有：《五经异义疏证》3卷、《尚书大传定本》3卷、《左海经辨》4卷、《洪范五行传辑本》3卷、《欧阳夏侯经说考》1卷、《鲁齐韩诗说考》3卷、《礼记郑读考》4卷、《说文经诂》2卷。

       陈寿祺主纂的道光《福建通志》原稿共400卷，其中《地理沿革志》、《金石志》、《方言志》、《列传》及陈寿祺自撰的《形势志》、《山川志》，都广征博采，丰赡翔实，堪称力作。陈寿祺去世后，该志稿因纠纷，推迟至同治间(1862～1874年)才出版，且卷数有所减少，但仍多有超轶前志之处，甚为后世所推许。

       陈寿祺能文工诗，其遗作有《左海文集》10卷、《左海诗集》6卷、《东越文苑儒林后传》2卷。

       藏书之家：

       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嘉庆十四年（1809）丁忧归，遂不复出，辞官归乡。家境清寒，不久父母命复入都，历任广东、河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后阮元聘其到“诂经精舍”任教习，后又主泉州清源书院、鳌峰书院讲学，研究宋明理学。擅长辑佚古籍，喜收藏，所聚书有8万卷，藏书楼名“遂初楼”、“小琅环馆”。保管甚严，外人不能借读。曾编撰有《小琅环馆书目》，已不传。旁室中藏有《左还诗文集》刻板、《经解》、《波山志》等印版。曾说：凡献未刊之古籍者，当加倍重奖。所以他收藏的珍善本图书，多闽中藏书家所未有。著述颇富，有《五经异义疏证》、《今文尚书经说考》、《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1]左海骈体文》、《东粤儒林文苑后传》、《东观存稿》、《左海诗文集》、《遂初楼杂录》等10余种。

       ###第74章67 清嘉庆时举人全椒知县诗人——陈文述　　陈文述（1771～1843）初名文杰，字谱香，又字隽甫、云伯，英白，后改名文述，别号元龙、退庵、云伯，又号碧城外史、颐道居士、莲可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时举人，官昭文、全椒等知县。诗学吴梅村、钱牧斋，博雅绮丽，在京师与杨芳灿齐名，时称“杨陈”，著有《碧城诗馆诗钞》、《颐道堂集》等。

       陈文述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卒于宣宗道光二十三年，年七十三岁。父初名晋，后改名时，字履中，号汾川，又号朱方隐者，母查氏，国学生敕授文林郎候选知县查昌泰长女，与文述父同年同月，先后相距两日生。文述排行次子，上有一兄一姐均早夭。下有三弟一妹。

       文述少以诗名，室名颐道堂，碧城仙馆，三十六芙蓉读书楼，题襟馆。十八岁入县学，为钱塘学咨部优行廪生，二十一岁与大自己一岁的表姐龚玉晨结婚，龚玉晨为山西寿阳县知县龚导江孙女，国学生龚乐长女，成婚次年诞下长女华娵。二十四岁长子裴之出生。

       乾隆六十年（1795）八月二十四日，阮元奉旨调任浙江学政，嘉庆元年（1796）文述应杭州乡试，阮元以《仿宋画院制团扇》命题，文述诗最佳，末句云：“歌得合欢词一曲，想教留赠合欢人。”阮元大赞，批其旁云：“不知谁是合欢人”，并以团扇赠文述，人称其为“陈团扇”。阮元以杭州诸生之诗，文述为第一，称其才力有余，能人所不能，并谓其诗文，扬班高李之俦，嘉勉其学。文述益发愤向学，以家贫，乃观书于市，且抄且读，有知遇之感。文述与族兄陈鸿寿（字曼生）、陈甫（字瀛芝）等人往来甚密，皆有文名，阮元称之为“武林三陈”，或与陈鸿寿称“二陈”，或并称“曼云”。诗集名《绿凤楼诗》，为少年之作。

       嘉庆三年（1798）中乡试副榜，同年九月，阮元任满离浙，招文述随从入都。次年秋九月，阮元奉命抚浙，文述又随阮元抵浙，入阮元幕下。次女丽娵出生。嘉庆五年（1800）五月，阮元立“诂经精舍”，选两浙诸生读书其中，延青浦王昶、阳湖孙星衍先后主讲席其中，并奉祀许慎、郑玄，文述为其精舍诸生。阮元六月驻台州，文述留节署治文书，未得偕往。阮元平寇，文述撰诗纪其诗。秋，中恩科举人。嘉庆六年（1801）春，入京参加会试，阮元书书《呻吟语》精言长卷赠别，道光十八年文述犹宝藏之。居京师五年，三试春官不第。在京师，与杨芳灿交好齐名，时号“杨、陈。”文述后官全椒、繁昌、昭明、江都、崇明等地知县，多惠政、性孝友，与王昙、郭廖、查揆、屠倬交最契。又好修名人遗迹，常熟知县任上曾为柳如是修墓。

       著述名录

       文述诗工西昆体，晚年，复敛华就实，归于雅正。著有《碧城仙馆诗钞》、《颐道堂集》

       陈文述著《西泠怀古集》、《秣陵集》、《西泠怀古集》、《仙咏》、《闺咏》及《碧城诗髓》，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代表作品【夏日杂诗】

       水窗低傍画栏开，枕簟萧疏玉漏催。一夜雨声凉到梦，万荷叶上送秋来。

       【秋夜】

       梧桐叶底见银河，露气当窗冷碧罗。四壁虫声两行雁，不知何处得秋多。

       【月夜闻纺织声（三首选一）】

       茅檐辛苦倦难支，绣阁娇憨定不知。多少吴姬厌罗縠，绿窗一样夜眠迟。

       【江行望采石】

       生平作诗慕太白，江上扁舟望采石。采石隔江不可见，惟见茫茫水天碧。

       碧天如画江波流，当年宫锦乘风游。骑鲸客去二千载，青山寂寞余高楼。

       楼上阑干俯江石，楼下春潮向东走。不敢高吟牛渚诗，恐向寒江落星斗。

       【金陵杂感】

       往事分明记蒋州，江山如画赋重游。坐来士女青绫障，换到仙人紫绮裘。

       春雨阑珊频对酒，夕阳凝望一登楼。间情消尽归心动，不赋惊鸿赋野鸥。

       过眼风花春梦婆，此情何止感东坡。残山剩水吟难了，乳燕雏莺嫁已多。

       有客骖鸾间著录，几家行马鸟鸣珂。祇应贳醉长干里，东下江流送逝波。

       【江上咏沈云英·西泠仙咏卷三】

       云英萧山人，道州守备沈志绪女。流贼犯道州，志绪战死。云英匹马入贼阵，夺父尸还。诏以云英为游击将军，代领父众会，夫贾万策战死荆门，云英辞官扶柩归葬。通春秋学设帐授徒，卒葬龛山，毛西河为撰墓志，董恒严作芝龛记。乐府以云英为樊云英，后身与秦良玉为秦弄玉。后身极意表章，虽小说家言，然文武忠孝，儿女英雄，三生位业，定不从人闲来。

       芝龛记里两娉婷，天女华鬘玉女星。荀灌早年曾救父，宣文老去尚横经。

       凄凉湘水和烟暝，激荡江潮带雨听。指点海门青一角，西河太史旧书铭。

       ###第75章68 清四川道监察御史一代文宗——陈沆　　陈沆（hàng）(1785～1826）著名诗人，文学家，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室名简学斋，白石山馆。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乾隆五十年（1785）出身于下层官僚家庭。曾祖父陈嘉霁生前苦读经书，屡试不得志，后抑郁而死。祖父陈士珂，举于乡，终生未仕，做一个“传道授业解惑”之人。其父陈光诏，字金门，清乾隆己亥(1779)举人，官授知县。他为官梗正，善政甚多，口碑极好。

       陈沆于嘉庆十八年(1813)中举，二十四年(1819)中进士一甲一名，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授翰林院修撰，清道光二年（1822），任广东省大主考（学政），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陈沆卒年，《清史列传》记为道光六年(1826）。周锡恩撰《陈修撰沆传》则言年四十一，当为道光五年(1825)。后归葬于浠水县西调军山南麓。

       文学成就：

       陈沆于嘉庆后期至道光初年“以诗文雄海内”（周锡恩《陈修撰沆传》）。他对龚自珍十分倾倒，称其所著古文为“奇宝”（陆献《简学斋诗存跋》），又与魏源为“讲学最契之友”，“有所作必互相质难，期达于精而后已”(陈曾则《先殿撰公诗钞后序》)。他著《诗比兴笺》，着意推求古人通过比兴手法言志讽世之意，主张“文字非苟作，有物乃足尊”（《杂诗》）。

       陈沆的诗较富有现实内容，反映了嘉庆年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朝城》、《河南道上乐府四章》、《濮州道中》、《兰阳渡》等，揭示了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贯穿着作者济世悯民的胸怀。赠答之作,也富有真情实感。不过由于作者中年以后锐意朱熹之学，诗作多有性理色彩。

       陈沆的诗既不墨守古人，也不随俗转移，其诗造意刻苦而出以自然，语言琢炼而达于质朴，才情流溢而气韵沉深。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学时，将陈沆列为“清苍幽峭”一派之首，说他“用人人能识之字、能造之句，经匠心熔铸，遂无前人已言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当时嗣响，颇乏其人”（《石遗室诗话》卷二），指出了他在晚清诗发展中的地位。

       陈沆著有《近思录补注》十四卷，《简学斋诗存》4卷、《简学斋诗删》4卷，共收诗360余首，《白石山馆遗稿》，《诗比兴笺》四卷，《简学斋集》六册，《简学斋诗存》四卷，《馆课赋存》一卷，《馆课试律存》一卷，《馆课赋续钞》一卷，《白石山馆诗》则是作者手录诗稿的复印，其诗均见《诗存》。《蕲水县志》卷二十二《艺文志》录《咏史乐府》13首，为集外诗。

       诗作轶事：

       清朝嘉庆年间，陈沆去黄州赶赴选拔举人的乡试，求取功名。刚行至巴河岸边，不巧渡船刚刚离岸，船上早坐满了各乡秀才。陈沆恳求艄公行个方便，将船开回岸边，一道渡他过河。那艄公见站在岸边的是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便乐呵呵地说：“相公前往赶考，必是满腹文才。如果你能作一首包括十个‘一’字的七言绝句，老夫即刻拨转船头，渡你同往彼岸。如若不能，那就请相公耐心等待，待老夫先此船才子送往黄州，上岸再喝上二两老酒，慢慢过来接你。”陈沆一听急得直跺脚，忙说：“小生遵命，乞求贤翁先将渡船撑回头，我好赋诗，贤翁也好听得清楚，给予指点。”老艄公捋须微笑：“也好。”随即把船撑回岸边。陈沆一脚跨了上去。这时，恰好江心划过一条渔船，只见一个渔翁坐在船头，身边搁着一根钓竿，双手划着桨，身子一俯一仰地悠然自得，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陈沆举目四望，见江心秋波，正随波荡漾。陈沆灵机一动，当即高声吟道：

       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

       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艄公和满船秀才无不拍掌称赞，高兴地让出座位让陈沆坐下。后来，陈沆不但乡试中举，而且连中进士、夺取状元，官至四川监察御史。嘉庆二十四年，陈沆得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道光元年（1821），陈沆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官。道光三年，充会试同考官。不久，调任四川道监察御史。陈沆在京师就与魏源中书友善。有人说你何必失身份与贵不如你的人相交。陈沆不听他人之言，与魏源结为挚交，不论官职卑微。魏源也很赏识陈沆。故人称陈沆的为人如金石一般。其实，陈沆诗文早已闻名海内。上门与他接触的人非常多，而他交友也是十分慎重的。陈沆还曾与董桂敷、姚学塽、龚自珍等讲学论道，交往甚密。道光六年，卒于任上。陈沆性格清纯，孝顺父母。母亲患病，他变容失色。早晚煎药，服侍不休；他甚至常常萌生弃官回家侍奉亲人的念头。陈沆文采亮拔，诗文以独到为宗，学识渊博，把握经史，无所不窥。他认为“为学之道，静虚为本，深密为要”。陈沆诗文独辟路径、自成一派。且大多扬善惩恶、关心民间疾苦之作。人称其怀抱深远、立心忠厚；读之，令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

       诗作选摘：

       【孝感途中】

       半日山中路，车声听不喧。野云多在树，春水不离村。

       诘屈乡音换，艰难战垒存。麦田含宿雨，作意向人翻。

       【项师竹、张馥亭自麻城来访，欣然有作】

       快雪天易晴，萧然成独醉。梅间一雀噪，双双故人至。

       知我相念深，感君远来意。前夜江上风，舟来亦不易。

       相逢且为欢，谁问别后事？空山不知寒，星月同寤寐。

       【灵泉寺】

       万树结一绿，苍然成此山。行人山际寺，树外疑无天。

       我心忽荡漾，照见三灵泉。泉性定且清，物形视所迁。

       流行与坎止，外内符自然。一杯且消渴，吾意不在禅。

       【雪中家伯愚谷先生枉过燕支山赋呈二首】

       积雪满林屋，没我阶上苔。三日闭门坐，悄然对寒梅。

       谁知先生杖，为我山中来？七十犹好学，无人知此心。

       虚怀发高论，独许吾知音。夫子下山去，梅花香满林。

       【有感】

       传闻南海事全非，十室炊烟九室稀。须识治兵先治吏，自来防盗在防饥。

       鳄鱼大可为文遣，沙蜮终难出水飞。寂寞江湖风雪里，有人投笔念征衣。

       【九日登黄鹤楼】

       自从十岁题诗后，不上兹楼二十年。吟到雨风秋老矣，坐来天地气苍然。

       大江帆影沉鸿雁，下界人声混管弦。寂寞繁华千感并，浮云郁郁到樽前。

       【扬州城楼】

       涛声寒泊一城孤，万瓦霜中听雁呼。曾是绿杨千树好，只今明月一分无。

       穹商日夜荒歌舞，乐岁东南困转轮。道谊既经功利重，临风还忆董江都。

       ###第76章69 抗英名将晚清爱国将士提督——陈化成　　陈化成（1776——1842年），字业章，号莲峰，汉族，福建同安县（今属厦门市）人。出身行伍，历任嘉庆间参将、道光间总兵，鸦片战争爆发时任任福建水师提督，迎击英舰，旋任江南提督，道光十二年与英舰力战而死。

       生平

       ●籍贯福建同安，童年移居台湾，于淡水厅兴直一带（今台北新庄）一带成长。

       ●入行伍，因镇压亦是同安人的海盗蔡牵，勇敢战斗多年，由把总一路擢升至金门总兵（1826年）。

       ●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年）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守厦门，在闽浙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多次击退来犯的英国舰队。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7月调任江南提督。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陈化成在两江总督裕谦支持下，完善了位于长江和黄浦江江口吴淞炮台的防御措施，誓死保卫长江水道。闻英国侵略军进犯定海，不入松江衙署，急赴江苏最重要之海口吴淞，积极备战，先后调集清军4000余名，调配各型火炮250余门，并沿黄浦江口西岸修筑防御阵地“土城”达5公里，上筑火炮掩体“土牛”，加固东西炮台。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军占浙江舟山定海，裕谦、葛云飞等牺牲。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6月，英军入长江口。16日，吴淞之战爆发,英军以军舰7艘、轮船5艘(共载炮200余门)及陆军两团(不足额)，分攻东、西土塘及江面清军船只，陈化成拒绝两江总督牛鉴的议和主张，率军坚守六昼夜，击伤英舰8艘，毙伤英军士兵500余人，于6月16日中弹牺牲。

       主要功绩：1830年提升福建水师提督。这时东南沿海常有外国鸦片直径走私船出没，甚至明日张胆地进行武装走私。清政府不少官员，不仅不敢攻击番（外国）舶，有的甚至包庇汉奸，阴享分肥之利。陈化成到任后，督率水师，认真巡逻，严行堵截。南京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是江南的重镇，吴淞口又是长江的门户。

       强化海防

       道光十二年(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到厦门进行间谍活动，陈化成召见该舰胡夏米等人，并命令水师严加监视，驱逐出港。后来，英舰闯入闽、浙各洋，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陈化成督率水师，认真巡逻，严行堵截。道光十三年(1833年)，陈化成率领水师搜查金门、厦门一带的鸦片走私巢穴，四面兜擒，人船俱获，并对附近陈头等八乡，按户清查，窝巢尽毁。道光十五年(1835年)英舰到闽挑衅，被陈化成驱逐。道光十七年(1837年)，英舰进窥闽安五虎洋面，闽安副将周廷祥出面制止，英领事借口接回居漳浦的英国“难民”，换坐小船，入口投书，陈化成不予接见，并派人转谕：海面“难民”，应照例翻译说明情况，由我国护送到广州回国，现“难民”未供系英国人，而且，英领事禀文亦未将“难民”姓名指出，难于凭信。即令水师将小船押至大船，驱出领海，维护了我国外交尊严。

       协助禁烟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粤，查禁海口，严厉禁烟，英国鸦片船在广东活动日见困难，便转向福建活动。同年十月，英舰三艘停泊泉州梅林洋面，陈化成率水师前往驱逐，英舰仍抛泊不动，陈化成即令水师炮火，连环轰击，英舰一面挂帆，一面用炮抗拒，边拒边走，向外洋狼狈逃驶。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英舰累次窜入闽洋骚扰，陈化成率水师出击，在战斗中，足受炮伤，仍鼓勇督师进击。他素以英勇善战闻名，被称为“陈老虎”。道光二十年(1840年)，陈化成调任江南提督。六月初七日(7月5日)英军攻陷定海，江、浙震动。当时传言浙江和议有成约，英吉利将就抚浙江，广东将撤防，他则“独谓款约不可恃，请留所部兵弗去。”七、八月间，英军屡用舢板船突入吴淞口，测量水势，均被陈化成率部开炮击退。

       江南提督任上完善防务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江南的防务，特派陈化成为江南提督。陈化成到任后五天，即亲率兵士赶赴吴淞口视察，加紧部署吴淞防务。英国侵略者攻陷定海，窜到长江口，见吴淞戒备森严，不敢贸然进攻，乃北犯天津。在津得到投降派代表琦善的种种许诺，返回广东。投降派于是散布“夷人就抚，海防可撤”的论调，陈化成一概不信，认为“犬羊有信哉？请留本镇兵弗去”，反对撤防。

       陈化成任江南提督两年，枕戈海上，日夜戒备。东南沿海一带自鸦片战争爆发后不时遭到英国侵略者的侵扰，士兵时常惶恐不安。独宝山吴淞一带，倚陈化成坚吴淞要塞，军气胆壮，“民独晏然”。陈化成在吴淞口至上海城之间修筑了三道坚固的防御工事，每道工事都配备了雄厚的兵力和五百门以上大炮。又择吴淞东西炮台要害处，沿海塘筑了二十六个土堡。并在上海城内设立铸炮局和火药局，派人到各地购买“精铁”，铸大炮和炮弹，先后铸成二、三千斤至八千斤大炮约三千门。他日夜勤于军务，与士卒同甘苦。1840年冬天江南大雪，数日夜平地积雪数尺，他经常踏雪到各营查看，发现兵士有穿得单薄的，马上添置棉衣。有一次飓风大作，暴雨倾盆，潮水溢出塘面，部将劝他移帐，他拒绝说：“我撤到高而干燥的地方，士兵们住在低下窄小的地方，于心何忍？”军中都称他陈老佛。他对军纪要求很严，为防守吴淞、宝山，调来了徐州总兵王志元部归陈化成指挥，王不听调度，部下纪律松弛，经常外去滋扰。他召来王志元，惩治其部下违法者十余人，从此王部慑服。

       陈化成办事总是身先士卒，挖壕沟他亲自率领，严冬巡海他不时驾着小舟往来海滨风浪中。饮食亦不讲究，所食粗粝。有病也不忽视巡防，认为“栉风沐雨，军营常事。”他出入从简，不用仪仗和随从。为人正直，不好私交和阿谀。有一次他过生日，一个部将制了一面金字旗作为寿礼，他很生气，立令将金字旗撕裂。

       扼守吴淞炮台

       1841年8月英国侵略者攻陷厦门，9月再次攻陷定海及镇海、宁波。厦门陷落，陈化成家乡遭难，他叹道：“毁家不足忧，特恨未能速剿耳。”定海失陷，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为国捐躯，陈化成老泪纵横，他激励部下说：“武臣卫国，死于疆场，幸也，尔等勉之。”1842年英国侵略者进一步扩大战争，拟沿长江内犯，占领南京。5月英军先攻陷江浙两省防重镇乍浦，然后企图利用汉奸引导同进攻占上海，见吴淞防备极严，未敢轻入。陈化成自度敌人必攻吴淞，乃进一步固防，稽查汉奸，申明纪律，激励士卒，誓师抗战，宣告：“化成经历海洋，凡五十年，为国而死，死亦无妨。我无畏死之心，则贼无不可灭矣。”

       英国侵略者传言：“不畏江南百万兵，唯惧一人陈化成。”为此，侵略者为进攻吴淞要塞，颇用心机。他们先派奸细窥探吴淞炮台，6月又从印度派来援军。侵略者先对吴淞炮台进行试探，恣意挑衅。接着侵略者用木排浮来战书，陈化成不予回答，将战书掷于海塘之外，同时发布命令，准备抵抗。当时清廷两江总督牛鉴被敌人的武力吓坏了，亲至陈化成兵营，说敌人船坚炮利，难以抵挡，不如迎接犒劳侵略者，缓和空气，延缓开战日期，企图逃避战斗。陈化成愤然说：“某经历行阵，四十余年，今日见贼异议，是畏敌也。且某奉命剿贼，有进无退。”他对兵士们说：“我今日极力用兵，欲以死报国恩，汝等幸助我全忠节焉。”兵士们更为感奋。

       为国捐躯

       6月16日，英国侵略者以大小船只百余艘，陆军万余人，全力进攻吴淞要塞，六十七年的老将陈化成率官兵五千人把守吴淞炮台，麾令开炮抵抗。激战几小时，打伤敌舰几艘。战斗打响后，牛鉴排列着总督仪仗前来观战，被敌舰瞭见，开炮轰击，炮弹落在附近，牛鉴吓得魂不附体，慌忙脱掉纱帽朝靴，混在士兵中逃跑。牛鉴一逃，把守吴淞东炮台的参将崔吉瑞、游击董永靖和防守宝山城西北的徐州总兵王志元也跟着溃逃，于是全军大乱，陈化成扼守的西炮台成了孤军。敌人乘势猛攻西炮台，陈化成率士卒死战，身受七处重伤，血流至胫，犹自秉旗促战，大呼“毋畏！施炮……”陈化成声渐微弱，一直到壮烈牺牲，呼声不绝。敌人登陆后，经过激烈肉搏，才占领西炮台，上海、宝山也随之失陷。部将将陈化成的尸体匿于芦苇中。送陈化成灵柩回籍的那天，宝山人民焚香道旁，无比痛悼。

       陈化成纪念馆位于宝山区友谊路东临江公园原文庙大成殿内。

       陈化成纪念馆坐落于上海宝山区友谊路1号临江公园内，利用原孔庙大成殿作为馆舍，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其中陈列面积为170平方米。1992年5月16日民族英雄陈化成殉国150周年时建成开馆。赵朴初题写馆名。

       鸦片战争时，英舰进犯吴淞口，江南提督陈化成以67岁高龄率部奋起还击，在吴淞西炮台击伤英舰多艘，并与英军进行肉搏战，打退英军进攻。后因其上司两江总督牛鉴不战而退，人宝山溃逃，英军登陆，从后路抄袭西炮台，陈化成死守陈列地，七处负伤，以身殉国。

       纪念馆陈列内容分为“少年从军、历著战功”、“临危受命、血洒宝山”、“民族英雄、名垂史册”等3个部分。展示了鸦片战争时期吴淞炮台的文物、史料：陈化成亲自督造的“平夷靖寇将军”大铁炮，清朝一品武官的高级胄甲，模拟的吴淞之役激战场景及道光皇帝在陈化成殉国后亲题的“提督忠臣”金匾。1996年11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纪念馆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

       ###第77章70 署理按察使大清著名藏书家——孙星衍　　【孙星衍】（1753～1818）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经学家。字渊如，号伯渊，别署芳茂山人、微隐。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后迁居金陵。少年时与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以文学见长，袁枚称他为“天下奇才”。于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皆通其义。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渊如，阳湖县(今常州市区）人。生于观子巷(今和平南路)，后迁居双桂坊。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嘉庆十六年(1811)，他在任代山东布政使时称病请假回乡。3年后他客居扬州，参与校刊《全唐文》。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主持南京钟山书院。先后主讲泰州安定书院、绍兴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乐育英才。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66岁时病逝。生平钻研经史文学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版,工篆隶书，尤精校勘，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他勤于著述，积30多年之功，集古今各经学家成就，刊成《尚书古今文注疏》，标志清代古文经学达到高峰，孙星衍因此成为乾嘉学派（古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还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少年时与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以文学见长，袁枚称他为“天下奇才”。于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皆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乾隆六十年(1795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次年补山东督粮道。嘉庆十二年(1807年)任山东布政使。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精经舍”教习及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旋与女诗人王采薇（玉瑛）结婚，夫唱妇和，伉俪殊为情深。

       藏书

       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经精舍”教习，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家有藏书楼“平津馆”、“问字堂”、“孙氏祠堂”、“廉石居”等，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刊行《孙氏词堂书目》7卷。金石学代表作《寰宇访碑录》12卷，嘉庆七年成书。为收录石刻种类较多的一部石刻文献目录。全书依时代著录，周秦至元代石刻8000余种，每件石刻注明撰人、书人、书体。编辑和刊刻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16种128卷，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藏书印有“东方廉使”、“东鲁观察使者”、“伯渊”、“孙氏祠藏”、“孙忠愍侯祠堂藏书”、“都官”、“星衍私印”、“芳茂山人”、“五松书屋”、“太史之章”、“青溪寓公”、“绿衣执法大夫印”、“丁未对策上第”、“东方都漕使者”等。著述宏富，有《尚书近古文注疏》、《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等。

       家有藏书楼“平津馆”，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年)，刊行《祠堂书目》。辑刊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著述宏富，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寰宇访碑录》、《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建立伏博士始末》、《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神农本草经》等。

       人物故居

       在双桂坊现代建筑的围裹中，路南侧邻公园路的那组占地近900平方米的明清民居宅院虽然显得两孙故居明式船厅低矮、衰迈,但它却厚重不容小觑。因为它曾拥有过两位历史文化名人：明末著名东林党人孙慎行及他的族七世孙、清代中期被誉为“天下奇才”的孙星衍。

       孙慎行(1565—1636)，常州人，自幼受身为文学家和抗倭英维的外祖父唐顺之的影响，酷爱读书。他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次年摘取殿试探花，任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十二年(1614)升礼部郎，一度代理尚书。曾数度请假归里，精研理学。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帝去世，八月朱常洛即位。不久新皇帝患痢疾，朝廷莒^从哲推荐的医官李可灼进红丸两粒，岂料在位仅29天的皇帝服后突亡。此即"红丸案"。九月天启帝登基，当年十二月就召孙慎行返京，拜为礼部尚书(从一品官)。天启二年(1622)四月起，孙慎行3次上书求严惩"红丸案"首恶李可灼、方从哲罪，在朝廷内外引起大争辩。最后李可灼下狱戍边，天启帝对方从哲搁置不问。七月孙慎行无奈托病辞归，一度讲学于东林书院。天启六年(1626)起撰写的《三朝要典》一书，魏忠贤阉党翻"红丸案"，指孙慎行为罪魁。天启七年(1627)七月，天启帝下诏孙慎行被遣戍宁夏。但八月天启帝去世，新登基的崇桢帝于十一月铲除阉党，魏忠贤自杀，孙方得免。崇祯八年(1635)，朝臣一致推荐他为内阁大臣，崇祯帝令立即征召。次年，72岁的孙慎行抱病入京，未及上任便逝世。著有《玄晏斋集》、《明四大家文选》等多种文集。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位于常州市双桂坊59号。

       在双桂坊现代建筑的围裹中，路南侧邻公园路的那组占地近900平方米的明清民居宅院虽然显得两孙故居明式船厅低矮、衰迈,但它却厚重不容小觑。因为它曾拥有过两位历史文化名人：明末著名东林党人孙慎行及他的族七世孙、清代中期被誉为“天下奇才”的孙星衍。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坐南朝北，原占地面积较大。由孙慎行在做官期间所建，系私人住宅遗址。慎行服官期间曾数次请假里居于此。故居北临双桂坊，东、西、南三面均为住宅区。到清代乾隆年间其族七世孙、著名学者孙星衍又继承此宅，继续居住。5间花厅等建筑于清代后期毁后重建，房地产由孙氏子孙世代继承并居住。后故居部分房屋被后裔卖掉，余下的最后由孙养渊继承时，故居呈倒置瓦刀形，入门为长通道备弄(似刀柄)，备弄尽头为长方形建筑布局，东首为明式船厅,其西有天井,天井北建有清式花厅5间，花厅左右空地堆黄石假山及花圃等。20世纪80年代兴建广南大厦时，两孙故居长条形备弄被拆除，保留故居房屋、天井等。由常州市政协大楼与广南大厦间通道通向广南大厦后故居。明式船厅遗存雕花月梁及明代木隔窗，乃明代所建原屋。据孙氏后裔孙养渊透露传家秘闻：船厅地下埋有其祖先孙慎行棺木。并出示其家珍藏的孙慎行手书《栀子花记》真迹。清式花厅5间面阔19.7米、进深5檩8.9米，前廊后轩，硬山式砖木结构。1987年12月，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孙慎行、孙星衍故居被原地修复。

       ###第78章71 清末民初蜚声海内武学大家——孙禄堂　　【孙禄堂】（1860—1933年）名福全，字禄堂，晚号涵斋，别号活猴。河北望都县东任疃村人，清末民初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武学大家，堪称一代宗师，在近代武林中素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称。

       孙禄堂天资聪颖，勤奋好学，9岁丧父，家中一贫如洗，由老母抚养成人。他喜爱武术，曾拜一位江湖拳师学习少林拳术，时间虽短，但他好学苦练，练得一身好功夫。11岁时背井离乡，去保定一家毛笔店做学徒。13岁时孙禄堂拜河北省名拳师李魁元为师，学习形意拳，同时文武兼学。两年后，孙的武艺出类拔萃，李魁元便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师傅郭云深继续深造。不久他便把形意拳的真功学到手。

       然而他并不满足，还继续寻师学艺，到北京跟八卦掌名师，程廷华学艺，由于孙禄堂本来功底深厚，又得程师竭力指教，苦练年余，尽得八卦掌的精髓。为使他经风雨见世面，广识神州武林各派之精华，追本求源，挣脱师法樊篱，日后自成一家，便诚恳地劝他离师门去四海访艺。1886年春，孙禄堂只身徙步壮游南北11省，期间访少林，朝武当，上峨嵋，闻有艺者必访之，逢人较技未遇对手。1888年他返归故里，同年在家乡创办了蒲阳拳社，广收门徙。孙禄堂早年精研形意拳，师从李魁元，复从郭云深，共十一年，其间又得宋世荣、车毅斋、白西园诸前辈亲授，加之孙禄堂天资弥高、性情恬淡，故孙之形意拳功夫能超逸前代，功臻冲空化境。继而孙禄堂为了研究拳与《易》之关系，又从程廷华研习八卦拳数月，多有心得，技艺精深，但丝毫无自得之意。年余后，程廷华称赞道：“吾授徒数百，从未有天资聪慧复能专心潜学如弟者。吾与弟意气相投，故将余技尽传之。弟生有宿慧始能达此。

       年轻时好斗，踢馆无数从未落败，艺成后游历天下，无有敌手，在世名家皆为叹服，曾信手击昏挑战的俄国著名格斗家彼得洛夫。年愈花甲时，力挫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板垣一雄。古稀之年，又一举击败日本五名技击高手的联合挑战。故在当时武林中享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誉。

       时人评曰：孙禄堂武功已至“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神乎之游刃的武学最高境地，为当时武术界之领袖人物。形意、八卦名家张兆东晚年对友人曰：“以余一生所识，武功堪称神明至圣登峰造极者，惟孙禄堂一人耳。”

       孙禄堂自成一家，离师门四海访艺。1886年春，孙禄堂只身徙步壮游南北11省，期间访少林，朝武当，上峨嵋，闻有艺者必访之，逢人较技未遇对手。1888年他返归故里，同年在家乡创办了蒲阳拳社，广收门徒。

       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久闻孙禄堂武功绝伦，由此聘他为幕宾，同往东北，1909年孙随徐返回北京。1912年孙禄堂在北京遇太极名家郝为真。郝将自己所习太极拳之心得传于孙禄堂。此时孙禄堂武功卓绝，德高望重，誉满京城。1918年孙禄堂终于将三家合冶一炉，融会贯通，革故鼎新，创立了孙氏太极拳，卓然自成一家。同年徐世昌请孙禄堂入总统府，任武宣官。1928年3月，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孙受聘为该馆武当门门长，7月，又被聘为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兼教务长。孙禄堂晚年，正值列强环伺，国力衰微，民族危亡日趋严重，在外侮面前，孙大义凛然，在他年近半百时，曾信手击昏挑战的俄国著名格斗家彼得洛夫，年逾花甲时，力挫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板垣一雄，古稀之年，又一举击败日本5名技术高手的联合挑战，故在武林中不虚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的美称。

       先生一生以教拳为业，足迹遍祖国各地。年迈七旬，应聘为中央国术馆武当门门长，嗣后为江苏省国术馆教务长。先生教学循循善诱，其弟子较著名者如：靳云亭、李润如、陈微明、沙国政等，其子孙存周，其女孙剑云亦均能传其父业。先生一生弟子众多，遍布海内外，小女孙剑云女士是曾任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孙氏太极拳的第二代掌门人。1915年到1932期间，孙禄堂除撰写了《太极拳学》外、还先后著述《形意拳学》、《八卦掌学》、《拳意述真》、《八卦剑学》、《论拳术内外家之别》等重要专著和文章。1933年冬天他无疾而终，享年73岁。

       家学传承。孙公禄堂先生门子弟子遍海内，传承至今，历尽数代，国内传承地区主要有东北地区、津京地区、河北定兴万县、江浙一带及湖北四川等地，一代二代弟子皆为各界佼佼者。

       孙老家人传承有孙存周先生、孙剑云先生；孙存周先生再传有孙叔容、孙婉容、孙宝亨先生；剑云先生所传有孙家后人孙伟、孙琦先生，为孙禄堂公长子孙星一先生之孙，孙伟先生今仍辛勤教学授徒，传播孙老拳术中和之道。

       生平大事年表：

       1860年即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时，孙禄堂先生诞生。

       1865年，先生入私塾。

       1867年，先生丧父，遂缀学。

       1868年—1872年，先生从吴某习内功、轻功、散手及暗器。

       1872年年关，因母病重，先生愧悔自己无奉养之能于夜半在村外枣林自缢。清晨被路人救起，因感先生骨脉绝人，资助之。遂之携母投保定一亲友，学制毛笔。同年，被保定名拳家李奎元看中，收为弟子。从李修形意拳兼习文。

       1875年，李师见先生修武殆有天授，恐误先生日后前程，遂将先生荐于李之师郭云深处，从此先生从郭云深深造形意拳8年。

       1878年，先生随郭云深迁往西陵。结识刘晓兰、宋世荣等。

       1880年，先生随郭往白西园处，得白西园传赠形意拳拳谱。并得白西园传授武医之道。由是，先生欲参《易》修拳，以发明光大此拳谱之奥蕴。同年，先生随郭赴晋访车毅斋、宋世荣等。在晋期间，先生与门内外同人广泛交流切磋，未尝负之。郭云深赞先生曰：“此子真能不辱其师。”

       1881年，宋世荣来信邀先生再往晋论拳。不久先生持信访晋，得宋讲论内经及炼神还虚之法并论及内外家之别。由是，先生内功进至虚境。之后，先生再返郭云深处，与郭共同研究形意拳理法，遂得出形意拳之三步功夫、三层道理、三种练法。

       1882年，先生为深究拳与《易》之关系，经郭云深举荐，先生赴京城，从程庭华研习八卦拳。

       1883年，南方某武师北上京城，专访各派名师较技，所向披靡。后访至程庭华，程之同门与南人较，皆不敌。程为避其锐，数日闭门不出。时先生新到程处不久，仅研习转掌数月，未被程师列入门内，故未请先生。然先生自愿要求代程师与南人一较。比试中，先生一出手即将南人由屋内击出窗外。南人深服之。程师亦大喜过望，遂授先生八卦拳理法及点穴、轻功、八卦剑、七星杆等绝技。因先生之形意拳已臻化境，故仅习数月，先生即得八卦拳之精微。由是，先生感悟出形意拳与八卦拳其理实相通耳。

       1884年秋，先生已通悟八卦拳。切磋较技，未遇其匹。程师遂劝先生效当年董公海川访游天下，以臻至境。程曰：“汝生有宿慧始克臻此。余意，汝之技黄河南北已无敌手。禄堂前途珍重，可去矣！行矣！”

       1885年，先生开始云游。途径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湖南、广东、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山东等十一省，其间游行郡邑乡野并曾访少林、朝武当、上峨嵋，闻有艺者，先生不辞远蔽、险阻，必访至。不服与较，先生未尝负之。先生喜攀援绝险奇峰、涉大川幽谷。曾遇异人，乃一云游隐道，俗姓张。授先生修心养气大法，该法能自然辟谷，清净腹藏气血之杂物。先生将此融入形意八卦修习之中，达至腾身走凌空、慧剑射神光之境地。后又于蜀中从一高僧研修《易经》。并于武当与一陈姓隐道一同结庐，闻其讲论丹经。先生遨游方外，登云天、造九极，逐虎豹、入林莽，一路行侠奇事极多，曾多次遇匪、独斗群枭，所向披靡。南方有碑文记载。历时三年余，先生于武道功臻造极至境。行止坐卧、一念一应，无不依乎天理合于道。于是，先生返里。

       1888年秋，先生返回保定。因先生声誉极隆。欲拜师者甚众。当地拳家甚忌之。群谋暗算先生。彼察得先生有去某店饮茶之习。一日，二十余人暗伏该店内外。候至先生入店揭帘转身之瞬，伏者前后夹击，猛不可挡。先生于不意之中，感而遂通，若电光击人，使前后偷袭者皆昏扑于地。众拳家惊恐不已，疑先生为天神。时先生于武技已臻至空、至虚之化境，能有不闻不见之知觉，虽骤临不测，亦能从容应变、感而遂通。此事发生后，至先生处求教或猎奇者甚众，每日不绝。先生苦之，不久返归故里，同年，创蒲阳拳社。于是先生每日潜心玩味神化不测之功用，研究易经黄老奇门遁甲等学，并兼教乡人文武两道。教授弟子裘德元、张玉峰、张玉山、崔老玉、李老丹等。

       1889年，完县县令拜于门下。同年先生与张昭贤女士完婚。

       1890年，先生得长子。同年，经友人举荐，至丰润。为清庭招考武庠生。其间，先生曾轻取北方武术大家、被时人尊为武圣人者——武林志。

       1893年，先生得次子。不久，经友人孙绍亭之邀前往定兴。时绍亭与当地某拳家有仇。某邀集北五省武林中之铮铮者百余人前来与绍亭决斗。绍亭仅邀到先生一人即与彼等不期而遇。绍亭见彼等人众且皆持器械，转身即逃。先生无奈，独自应战。伤彼数十人，余作鸟兽散。而先生未遭一伤。此后讼事由绍亭办理。此事传出后，人言先生为“平定兴”。

       1897年，先生得季子。同年先生赴京城探望程庭华。二人朝夕相处，意甚洽。数日后先生返。同门张玉奎等问程：“禄堂师兄技竟何如？”程庭华曰：“神乎哉！神乎哉！独步绝伦矣！”

       1898年，郭云深在去世前，把集其一生习武心得写成的《解说形意拳经》一书交与先生。以示先生为郭之衣钵传人。

       1899年，先生得四女。并于定兴收孙振川、孙振岱为徒。

       1900年，庚子之乱。先生不安，再入京城探望程庭华。时程已牺牲。先生遂返。

       1900年—1907年，先生继办蒲阳拳社，探究儒释道与拳学互证、互通之理。教授出齐公博、任彦芝、陈守礼等一批弟子。其间，清庭在京郊举行规模盛大“天下英雄会”即演武大会，邀集南北各派武林高手前来比试。先生亦前往。经比试，先生技冠群雄。遂在武林中，先生享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誉。

       1907年—1909年，徐世昌慕先生武艺绝伦，聘请先生前来东北为其幕宾。期间，俄国及欧洲格斗冠军彼得洛夫途径奉天，经俄公使馆提议，彼得洛夫与先生进行一场比武。先生应邀前往，比试中，交臂间，先生轻取彼。于是先生名震海外。之后，徐曾保先生为知县、知州。先生婉谢之。

       1909年，先生随徐世昌返京。不久霍元甲南下上海挑战英国拳家奥皮音，特邀先生同往，为其压阵。先生预言，彼必不敢接战。至海上，果真如此，霍深服之。

       1910年，先生举家迁入北京。

       1910年—1911年，先生从徐世昌游。

       1912年，经友人介绍，先生与太极拳家郝维祯相识。初，相叙投契，继而先生请问太极拳之意，遂作切磋。搭手间，郝维祯顿觉不支、自叹弗如。郝叹曰：“异哉！吾一语而子通悟胜专习数十年者。”盖此时先生之形意、八卦与太极拳之意相通矣。后郝氏病困于京，经先生救助，得以恢复。郝维祯感先生之恩无以为报，得知先生正研究比较各派拳术使之合一，遂将所习太极拳之心得理法相告。先生极重德行，遂折节持弟子礼。

       同年，先生次子亦效先生当年，独杖南游。

       1912年—1914年，先生经徐世昌恳请，随徐往返青岛、北京。其间于青岛，先生收剑术家潘赞化于门下。不久，先生参加“世界大力士格斗大赛”，先生以全胜战绩荣获总冠军。震动世界。其间，先生与京津各派名家共议形意、八卦、太极、通背四门合一，欲建立统一的武术技术体系。后因师友之故，先生与通背名家张策较技，轻取张策。张羞败，负气出关。1914年夏，先生得五女。

       1915年，先生撰写出版《形意拳学》一书。该书为公开出版有关形意拳之第一部专著。先生参儒道两学、合丹经易理重构形意法、理，建立形意拳理论及技术体系。提出中和为用，和之中智勇生焉的理论。先生合形意、八卦、太极三拳为一，创立孙氏形意拳。其间，文人学者陈微明、吴心谷等拜于门下。期间，先生在法政学校教授武术。陈法可、靳云亭、龚剑堂等带艺拜于先生门下。

       1916年，先生撰写出版《八卦拳学》一书。该书是有关八卦拳之第一部专著。先生论拳，参丹经、合易理，提出一以贯之、纯以神行之道。发明先后天相合之技术、理论系统，授以天人合一、神化不测之功用。创立八卦拳之理论与技术体系。

       同年，应同门刘纬祥之邀，先生赴保定小察院与刘会面。因刘长一辈（然刘比先生小四岁），先生谦之再。然刘纬祥定要与先生切磋，于是试技，先后试之三次，先生三次皆胜刘。于是刘纬祥感谓曰：“难怪郭先生把拳经传给你。”刘纬祥者，人称“刘二彪子”，乃华北形意巨匠也。

       同年，北京体育研习所许禹生请先生去该所讲授太极拳。该所多有善太极者，经切磋，众人对先生之太极技、理，莫不钦服。于是人称先生之太极为孙氏太极。时海内各派武林名家访先生请益者甚众，北京之四民武术社、天津之中华武士会亦常请先生去讲授拳学，然先生常感谓曰：“余虽论拳不倦，然百人之中难遇一、二略明其真意者。”

       1918年，先生宗老子自然之道、合易筋洗髓两经之义、用周子太极图之形、取河洛之理、依先后易之数，融合形意、八卦、太极三门拳术之真谛系统创立孙氏太极拳之理法。同年，开始撰写《太极拳学》。同年，应徐世昌亲聘，先生入总统府任武承宣使。同年，名士刘春霖、陈宝泉、徐树铮及定兴朱国福等投拜门下。

       1919年，先生出版《太极拳学》一书。该书为太极拳发展史上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先生在该书中指出太极拳之本质不过是研求一气伸缩之道。形意拳、八卦拳亦如此。一气者即中和真一之气，由无极而生。故拳学莫不是自虚而始再还于虚。形意八卦太极三拳用法不同，各有侧重，然其理则一也。于是揭示出形意、八卦、太极三门拳学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和技术体系上的互融、互补性。同年，完县一带大旱，先生倾家资大洋千余元赈济乡里。

       1920年，日本大正天皇钦命大武士、全日本柔术冠军坂垣一雄前来中国向先生挑战。先生在家中接待坂垣，并依坂垣之法与坂垣试技。先生轻取之。坂垣深服，愿出两万块大洋投拜先生为师。先生婉拒之。1922年，先生离开总统府。时去中山公园行健会讲授拳学。

       1923年，先生撰写出版《拳意述真》。先生在书中阐发拳与道合之理并论述通过修拳而至炼虚合道之亲身体悟。进而揭示出由拳悟道之进阶之梯。从而使拳学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的体验体系和组成部分。同年，先生丧季子。同年，北京名拳家“神鹞子”陈魁、“京西刘”刘正邦等投拜门下。同年，马良等在沪举办全国武术表演大会，特邀先生前往助兴。先生因鄙其为人，未行。

       1924年，先生赴晋，看望宋世荣。宋世荣称赞先生曰：“禄堂仁棣，学于后，空于前，后来居上。独续先宗绝学。”其间，当地宋世荣之得意门人董秀生等挽留先生数月，从先生学拳。先生为董宅题名：“养性轩”。同年，先生之次子看报时，不慎被其盟兄误伤左目。同年，北京之郑怀贤、高道天、海桂元，天津之李玉琳、李敦素、朱国祯、龚剑堂、杨世垣等投拜门下。

       1925年，先生撰写出《八卦剑学》一书。先生在该书中阐发剑学真谛，创立由拳剑而生慧剑之法理。使剑合于道、人通于仙。直隶督办、剑术名家李景林特邀先生会晤，交流后，李深服之。之后，李常向先生请益剑法。李对武当剑对练之整理，便多得先生之助。

       1926年，先生得道友关某（失其名），每日二人同处一室，共同合道修真。其法，不传六耳。

       1928年，先生参加中央国术馆开幕典礼，居中而坐。嗣后被聘为中央国术馆武当门门长。后因忌之者众，先生厌于人事关系纠纷，改就江苏省国术馆付馆长兼教务长。同年10月，中央国术馆举办首届国术国考，经数轮比试，先生之弟子朱国福、朱国祯等居最优等之列。同年，肖汉卿、顾汝章、胡凤山、曹晏海、柳印虎、沈祖安、金一明、金仕明等投拜先生门下。

       1929年，先生发表《论拳术内外家之别》一文，谈及四十八年前，赴晋访宋世荣，讨论内功及内外家之别之事。同年3月，马承智、李庆澜、袁伟、支燮堂、童文华等投拜先生门下。同年5月，先生参加“致柔拳社”创立四周年庆典。其间，与会太极名家纷纷向先生请益，于是先生分别与彼等试手，时，先生身未动而彼等已腾然飘起，众人莫不惊服之。同年11月，浙省举办国术游艺大会。先生为副评判委员长。先生之学生、弟子在本次比赛中表现出众。在最优等前十名中，先生之学生弟子占居半数。其中胡凤山和曹晏海还被公认为是最具实力者。同年12月，上海举办国术大赛，先生被聘为评判委员会主任。先生之弟子曹晏海、马承智分获冠亚军。袁伟获第八名。

       1930年，江南水灾。先生以古稀之龄参加赈灾义演。先生表演形意明劲杂式捶。表演中，先生之发力雄浑绝伦，神光四射。内气直贯毫发，以致须发尽皆直立而起，观者莫不叹为观止。主办者以“龙马精神、热忱匡助”之锦旗赠与先生。同年，日本又选派六位格斗高手前来中国，向先生挑战。先生决定以一对五。时先生平躺于地，命五位日人以任意方式固压自己，另一日人喊三下，以试先生在三下之内能否起身。当日人刚喊至两下时，先生腾然而起，五位日人皆被发出数丈之外昏扑于地，一时竟不能起。日人遂惊服先生为神拳。次日，日人又至，愿出20万大洋，请先生东渡日本，教授拳术。先生婉拒之。后，日人遂奉先生为文武两道三大雄。

       1931年，先生欲寻慧达之人继承自己之拳学。于是登报招收弟子。此前先生曾寻天赋慧达者数十年，始终未遇。唯海桂元天赋尚可。可惜，1928年5月海桂元随张作霖出关时被炸死（海是张作霖的贴身秘书）。先生此番招徒条件有三：1、本人酷爱武术，三年之内不准备从事其他事业者。2、大学文化程度。3、面试合格。仅一周，报名者已达两千余人，先生从中择出三人，认为条件尚可。决定使三人各承自己一门拳学。然，同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人心惶惶，其时，已不具备潜心修武之环境。于是先生抱憾中断传授。于10月辞职返京。

       1932年，先生发表《详论形意八卦太极之原理》一文。指出：“拳术之道，首重中和。中和之外，无元妙也。”时，北平国术馆副馆长许禹生多次请先生出山，先生未允。许恳请再三，先生同意偶尔去馆中做些指导。其间，尚云祥、邓云峰、刘彩臣、许禹生、马贵、恒寿山、刘斌、马步周等常到先生家中向先生请益。切磋中，众人莫不惊服，叹先生技高不可测也。

       1933年，先生预言自己驾鹤之日。夫人大惊，遂命其女带先生去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作全面体检。先生笑曰：“吾身体无恙，去何医院。只是到时将有仙佛接引，吾欲一游耳。”家人疑而不信，坚持要先生去检查。先生无奈，只得由小女陪伴去做体检。检查后德国医生史蒂夫说：“孙先生的身体无任何不良迹象，比年轻人的身体还要好。”归后，夫人又请名医孔伯华来家中为先生检查。把脉后，孔曰：“孙先生六脉调和，无一丝微暇。这么好的脉象，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家人遂安。同年秋，先生归故里，不食者两旬，而每日习拳练字无间。至12月16日早上（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卯时），先生对家人曰：“仙佛来接引矣。”遂命家人去户外烧纸。于六点零五分，先生面朝东南，背靠西北，端坐户内，嘱家人勿哀哭并曰：“吾视生死如游戏耳。”一笑而逝。遗有《八卦枪学》一书初稿。

       社会评价

       天津的《大公报》评价先生道“合形意、八卦、太极三家，一以贯之，纯以神行。海内精技术者皆望风倾倒。……为人重然诺，有古风粹然之气见于面背。”北平的《京报》评价孙禄堂先生是“我国太极拳界惟一名手。”《世界日报》评价孙禄堂先生：“其艺已臻绝顶。”北平国术馆副馆长、太极拳名家许禹生评价曰：“孙君禄堂气质超迈、功力弥深，以禹生所躬遇而目睹者，南北拳家固未见其匹也。”山东国术馆教务长、形意拳家田振峰，一向以反孙闻名，亦曾感叹道：“孙禄堂先生这一去，把形意拳的真谛都带走了，从此已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是形意拳了。”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八卦掌名家姜容樵评价曰:“孙禄堂的八卦掌早已入了化境，为同辈人所望尘莫及。就是形意拳也极尽其妙。所以，无形中也就推他为斌字辈之魁首。孙禄堂的技艺无一不精,刀枪剑戟都比别人来得高妙，所以南北驰名，差不多要压倒那些老前辈。人家就送他一个绰号,叫做万能手，也真称得起是盖世英豪。”武当剑名家黄元秀亦曾曰：“近世之拳术，以形意、八卦、太极三门最为精妙，习者众，通者寡，穷一生之力能精其一者，已属难得。孙禄堂先生于形意、八卦、太极三家独能皆臻化境，除勤学善悟外，实有天赋异质、上根利器耳。”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副处长、甘凤池第四代嫡传金一明在其编写的《国术史》中评价孙先生曰：“禄堂先生之为人，其技击因已炉火纯青，其道德之高尚，术与道通。若先生者，可谓合道、术二字而一炉共冶者，世有挟技凌人者，应以先生为千秋金鉴。”形意、八卦名家张兆东晚年曾对友人曰：“以余一生所识，武功能称神明至圣登峰造极者，独孙禄堂一人耳。”国术名家李景林于民二十年出任山东国术馆馆长时，曾谓：“环顾宇内能集拳术之大成而独造其极者，唯孙禄堂先生一人。”

       1912年，孙禄堂在北京遇太极拳家郝为真。时郝已年过花甲，病困交加。孙闻之，将郝接至家中，请医喂药，月余郝愈。郝感其恩，遂将自己所习太极拳之心得告之孙禄堂。时郝一言方出，孙已通悟，二人搭手后，郝为真叹服不已。惊赞曰:“异哉!吾一言而子通悟，胜专数十年者。”盖因形意、八卦、太极三家拳术至最高境界其道理可自通。1918年，孙禄堂经过自己数十年深修研悟，将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门拳术从理论到内容提纯升华融合为一，创孙氏太极拳。同年，徐世昌请孙入总统府，任武承宣官。1928年3月，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馆长张之江，副馆长李景林)，孙受聘为该馆武当门门长。7月又被聘为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兼教务长。至1931年10月返京。

       孙禄堂深通黄老、易学、丹经，并博学百家，习武修文殆有天授，故能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武技于一体，提出“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完成形意、八卦、太极三拳合一的理论和修为体系。自1915年至1932年，孙禄堂前后撰写出《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意述真》、《八卦剑学》、《八卦枪学》、《论拳术内外家之别》、《详述形意、八卦、太极之原理》等重要专著和文章，影响极为深远。

       孙禄堂通透形意、八卦、太极三门拳术之真谛，而且于内功修养、点穴、轻功、枪、剑诸艺皆精纯入化，披糜宇内。时人评曰：孙禄堂武功已至“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神乎之游刃的武学最高境地。为当时武术界之领袖人物。形意、八卦名家张兆东晚年对友人曰：“以余一生所识，武功堪称神明至圣登峰造极者，惟孙禄堂一人耳。”

       孙禄堂武功绝伦，能于行止坐卧间，周身各处皆可扑人于丈外，无时不然，又能于不闻不见之中觉险而避之，神行机圆，无人能犯。孙禄堂年近半百时，曾信手击昏挑战的俄国著名格斗家彼得洛夫。年愈花甲时，力挫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板垣一雄。古稀之年，又一举击败日本五名技击高手的联合挑战。故在当时武林中享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誉。

       孙禄堂不仅武功登峰造极，而且道德修养极高，多次扶危济灾，救乡民于水火。1919年，完县一带大早，孙倾其家资散钱于乡农，不取本息。而周济武林同道之事更不胜枚举。时人评曰：“孙之忠义之心肝胆相照非常人可比。”

       孙虽名满天下，然而俭素质朴如初，一生淡泊名利，不阿权贵，立身涉世“诚于中而形于外”，不图虚名，遇同道罔不谦逊，如无所能者。晚年，孙隐居乡间，预言自己去世之日，不食者两旬，而每日书字练拳无间。临终时，孙面朝东南背靠西北，端坐椅上，嘱家人勿哀哭并曰：“吾视生死如游戏耳。”

       孙禄堂始祖孙书，又称陈书，其先祖胡公满妫姓陈氏，后来，其五世祖妫完改田氏，他自己又改为孙氏，字子占，他是田桓子(田无宇)的第四子、乐安孙氏的得姓始祖。

       孙书伐莒有功，赐姓孙，其后代连续二十二代公卿，其后代名人，孙武，孙膑，孙炎，孙处约，孙策，孙权，孙坚，孙伏伽，孙思邈，孙道恭，孙偓，孙万登，孙一奎，孙云球，孙奇逢，孙星衍，孙中山，孙福全，孙立人，孙维世等，均为乐安孙氏。

       ###第79章72 清第一位为国捐躯爱国将领——陈连升　　【陈连升】（1775—1841年1月7日），又名连陲，原籍湖北鹤峰县，寄居恩施，土家族，出身行伍，久历川楚戍行之老将，1838年擢增城营参将，1839年被林则徐选调，指挥官兵连续六次打退了英军的袭击和反扑，后调守沙角炮台的重任；1840年6月，亲率战船五艘，围歼进犯的英军；次年1月，英军向大角、沙角炮台发起袭击，陈连升指挥守军同数倍于己的侵略军力战，在后援无望，敌军迫近的危急关头，陈连升仍率部激战，拼杀而死；其坐骑被掳至香港，不食而死，被誉“节马”；在近代中国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陈连升是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

       陈连升，清嘉庆初投入清军，从征四川、湖北、陕西白莲教及湖南瑶民起义，逐次被提拔为把总、千总、参将、副将等职。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陈连升随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七月，他率守军击沉一艘前来挑衅的英军双桅飞船后，被提升为三江协副将，调守虎门沙角炮台。他进驻沙角后，积极修筑工事，加强练兵，添置大炮，增设地雷，加强巡逻，严阵以待。

       道光二十年（1840陈连升年）八月，英舰入侵磨刀洋；陈连升受命率五艘战舰，三千水兵，与英军进行了激烈的海战，击退了英军的进攻。

       次年一月七日，英军大举进攻沙角炮台；面对腹背受敌、敌强我弱的不利战局，陈连升毫不畏惧，毅然指挥六百官兵英勇抗敌，用地雷、火炮歼敌数百人。在火药消耗殆尽，又无外援的情况下，他先率官兵用弓箭射杀，然后抽出腰刀冲入敌阵，进行殊死搏战，不幸中弹牺牲。广州人民为了纪念陈连升，在沙角炮台收敛遗体，建立义坟。

       人物生平

       陈连升(1778—1841)，湖北鹤峰县邬阳关人，土家族，行伍出身，是“久历川楚戎行之老将”，嘉庆年间任鹤峰州清军千总，后调任保康营守备；道光年间先后任广西左江镇都司、广东连阳营游击，增城营参将；鸦片战争初期晋升为三江协副将，是这次战争中最早为国捐躯的清朝高级将领之一。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任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陈连升和其长子长鹏随行，到广东后，陈连升任九龙官涌营参将。七月，中国水师巡逻船3艘在九龙海面巡弋遭英国船队袭击，陈连升从望远镜里看到中国水师奋勇还击逐渐不支，便下令发炮支援，从清晨到黄昏，激战10多个小时，英军伤亡惨重，一艘双桅飞船被击沉，其余船只狼狈逃窜。

       道光帝闻捷大喜，降旨嘉奖，陈连升晋升为三江协副将，调守“虎门第一隘”—沙角炮台。此台是林则徐加强广东防务，在虎门口外修建的10座炮台之一，它和大角两炮台是进出虎门的第一重门户，位置十分重要。林则徐除派陈连升率兵防守炮台外，还派兵屯驻炮台后山，形成10个炮台可以互相支援的立体式防御火网，被称为祖国南大门的“金锁铜关”、“第二长城”。

       次年八月，英舰侵入磨刀洋。陈连升受命率5艘战船3000水兵与英舰激战，7次打得英军舰沉人亡。英军称沙角炮台“是一个很坚强而又很可怕的阵地”。

       英军见广东防守严密，屡战不胜，乃北上攻占定海，窜扰天津。清廷惊慌失措，将林则徐革职，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主和。琦善到广东后，给陈连升戴上“擅开边衅”的罪名，欲处分以讨好英军，激起广东军民无比义愤，数千人到钦差衙门请愿。琦善难犯众怒，只得收回成命，但仍下令遣散民众抗英武装，拆除沿海防御工事，裁减三分之一兵船，不准对英军的挑衅还击。一次，英军船到沙角炮台附近窥测，陈连升率兵痛击。琦善严厉追查“何人先开炮”，杀敌有功的陈连升几乎被问成斩罪，水师提督关天培挺身相护，陈仍回任三江协副将。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琦善卑躬屈节与英方谈判求和之际，侵华英军头子义律派少校伯麦为司令，指挥兵船20多艘，陆战队2000多人，从穿鼻湾登陆，分兵进攻沙角和大角炮台，被陈连升一次又一次击退。英军正面进攻失败，便利用汉奸带路，登越后山。后山守军早被琦善下令撤走，陈连升腹背受敌，孤立无援，毫不畏惧，率600余官兵同5倍于己的英军死战竟日，伤亡惨重，“火药告罄”，琦善拒发援军。英军迫近阵地，陈连升跨上战马，抽出腰刀，率先冲入敌群，一气斩杀30多个英兵。官兵们随之而上，与英兵肉搏。陈连升胸中数弹牺牲，其子长鹏挺戟大呼，跃杀数敌，全身受伤10余处，力竭投海身亡。英军攻占沙角炮台后，因伤亡惨重，恼羞成怒，将陈连升父子遗体剁成肉泥，并将陈连升坐骑黄骠马掳去香港。此马竟和它的主人一样坚贞不屈，“饲之不食，近则蹄击，跨则坠摇，忍饿骨立”，“刀砍不从”，每日北向大陆嘶鸣，绝食而死。

       广东人民对陈连升等爱国官兵怀念崇敬，并集资为陈连升等建造“昭忠祠”、“节兵义坟”、“节马碑”，至今尚存。

       人物战绩

       出征前线

       陈连升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广东省增城营参将，道光十九年（1839年）因抗击英舰的进犯立功被提升为广东省三江口副将。

       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商议，为便于控制外洋海面，选择在尖沙嘴和官涌山岗一带扎营防守。

       关天培调陈连升到官涌山岗建立防守营盘。官涌营盘居高临下，对俯击山下洋面英军武装船极为有利。义律率领英国商船、兵船停泊在这里，官涌山岗上新建营盘对他们威胁很大，因此多次乘小舢板驶进山脚，持枪爬上山岗窥探营盘工事建设情况。

       道光十九年九月廿九日至十月初八日（1839年11月4－13日）英舰继穿鼻洋之战的突然袭击后，又继续向官涌山岗发动六次进攻。第一次，官涌营盘守军在陈连升和守备伍通标率领下截击偷袭的英兵，打伤并缴获了枪械，不少英军匆忙间滚下山崖逃走，遗落许多军帽，我守军取得了完全胜利。英军为拔除官涌山岗的威胁，又不断前来骚扰。九月廿九日（11月4日）夜，英兵舰数艘，第二次进攻官涌，他们对准官涌营盘一字排开，并向官涌营盘猛烈仰攻，但因官涌营盘工事坚固而地势又高，英舰仰攻只能将炮弹射向高空，再降落到山岗，很难击中或击毁炮台。官涌营盘官兵利用居高临下有利形势，向英兵舰进行俯击，打得他们逃至外洋躲避。

       十月初三日（11月8日）英兵舰第三次来袭击，这次是以大舰正面对着官涌营盘开炮，同时派小船抄到侧面，乘海潮冲击而靠近岸边，百余人乘隙抢上山岗，乱放鸟枪，把总刘明辉率众兵弁截击，击伤英军数十名，死亡数人，其余滚下山岗。十月初四日（11月9日）英兵舰第四次来攻，这次是在离官涌山岗不远的胡椒角开炮试探，营盘守军游击德连用大炮、抬炮一齐轰击，英兵舰被击中，带伤潜逃。从英兵舰接连四次袭击来看，官涌山岗的形势十分重要。陈连升率领的清军官兵在官涌营盘有力地打退了侵犯的英舰，为保卫祖国立下了功勋。

       官涌之战

       为了加强官涌营防御能力，林则徐、邓廷桢和关天培经过认真的考虑，增调水师官兵二百人，添置大炮六座，以备攻坚之用。并调派了熟悉这一带情况的候补知府余保纯、候补县丞张鹍、新安县知县梁星源、驻守大鹏湾的参将赖恩爵、都司洪名香、宋王台参将张斌就近带兵往官涌通力合作，准备夹攻来犯英军。

       第五次交战，中国水师采取先发制人。十月初六日（11月11日）晚，官涌营盘守军按五个山梁分五路准备用大炮主动出击。英兵舰见官涌营盘已作战斗布置时，也装上大炮准备迎战。但当官涌营盘五路大炮重叠齐轰时，英军措手不及，根本无力还击，只得带着创伤逃窜到外洋躲避，第二天清晨，英兵舰半数已逃窜至外洋，留下的一只三桅船半沉半浮于海面，还有些船篷桅墙绳杠具都已被重炮击坏，洋面一副狼狈景象。十月初八日（11月13日）下午，英兵舰第六次来犯，官涌营盘仍以五个山梁，五路大炮叠轰的方式对付来犯的英兵舰，逼得他们不得不退出官涌洋面。因而，英舰六次进犯，中国水师每次都获得胜利。英兵舰、趸船被迫退到龙波、筲洲、赤沥角、长沙湾等外洋洋面分散停泊，放弃了这个优越基地。这样，由于陈连升等的英勇作战，英兵舰遭到六次失败，处于既不能在澳门陆上居住，又不得在尖沙嘴、官涌一带海上长期停泊，使他们企图采取步步进逼，进入内河的阴谋遭到破产。

       继官涌之战胜利后，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为防止英国侵略者再犯，又主持了在尖沙嘴、官涌添置炮台，经过余保纯、赖恩爵、梁星源等实地勘察后，于尖沙嘴山麓、官涌之南山上各建炮台一座，由内地调配大炮五十多门，有效地控制了官涌一带洋面。还将大鹏湾营改为协，派副将驻守③。大鹏协与香山协东西遥相对峙，加强了虎门要塞东西两翼的防守能力。

       由于官涌之战的胜利，陈连升被提升为三江口协副将，这时他已年逾花甲，但他老当益壮，斗志昂扬。提升后，他被调守虎门第一道防线的沙角炮台。

       沙角殉国

       陈连升调守沙角炮台，把守虎门第一道防线，深感责任重大。他在沙角作了认真布置，带领三江和惠州兵勇六百余人，埋藏下许多地雷，作好随时打击来犯敌人的准备。英兵舰不时开船到大角、沙角来刺探军情，都被陈连升率兵弁将他们驱退。这时林则徐、邓廷桢已被革职，琦善和义律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琦善诬陷陈连升轰击英国送信船，要对他加以惩办，遭到爱国官兵反对。义律一面谈判，一面在加紧训练士兵，而琦善则一边谈判，一边将经过五、六年大肆整顿的虎门设施撤除尽净，使陈连升在沙角退到无可防守的地步。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义律利用琦善已撤防的有利时机派出大小战船二十余艘，突然向大角、沙角炮台发动猛攻，英军二千余人由汉奸带路架起竹梯攀登上形势险要的沙角后山，并焚毁山下三江口守军和水师船。陈连升亲自坐镇炮台后卫，凭着自己丰富的战斗经验，使用杠炮及事先埋藏的地雷，炸伤爬山而上的英兵数百人。驻守靖远炮台的广东水师关天培，威远炮台的总兵李廷钰都只有数百兵力，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无法前往支援。陈连升率领六百余守岛官兵，使用着掺杂炭屑的劣质炮弹，与数倍于自己的英兵作殊死斗争，并用弓箭堵击来犯的英军，英军在箭雨下被击退数次。

       英军从正面屡攻不上，利用汉奸带路，偷越后山夹攻。清军虽腹背受敌仍毫不畏惧，陈连升率炮台守军600多人浴血奋战，激战竟日，伤亡甚重，火药消耗殆尽，英军乘虚攻入。陈连升抽出腰刀，冲入敌阵，士兵亦随陈与敌军肉搏。肉搏中，陈连升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陈长鹏见父亲阵亡，悲愤中挺戟大呼，冲进敌群，砍杀数敌，自己受伤10余处，最后投海捐躯，英军恨陈连升坚守不屈，脔割其尸，参加这次攻打炮台的英军柏纳德，后来写了一部题为《“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其载有，“陈连升身先士卒阵亡了，他的儿子陈举鹏一发现他的父亲阵亡，决心不活，既然无法为他父亲报仇，不顾一切劝告，纵身大海”，“凡亲眼目睹过中国人在每一次交战中，所经常表现出来的个人英勇事迹的人，不管这种无畏是出于勇气，还是处于绝望，都不要把中国人当懦夫看待”。

       英军将陈连升坐骑黄骠马掳去香港，后传此马悲愤不已，遥望大陆绝食而死，时人称为“节马”。

       人物评价

       陈连升父子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奋战的事迹为后人所传诵，爱国诗人张维屏的《三将军歌》作如下的歌颂：“英夷犯粤寇氛恶，将军奉檄守沙角。奋前击贼贼稍却，公奋无如兵力弱。凶徒蜂拥向公扑，短兵相接乱刀落。乱刀斫公肢体分，公体虽分神则完。公子救父死阵前，父子两世忠孝全。”

       广东人民为纪念因沙角战斗牺牲的爱国将士陈连升入祀“昭忠祠”，又收殓了阵亡将士的遗体，建立了“节兵义坟”安葬，作为永久纪念。陈连升家乡恩施的乡亲们，也集资建立纪念碑，永久纪念为守卫祖国南大门而牺牲的爱国将领。

       广东人民为了纪念陈连升，建造了英雄专祠，立了“节马碑”，保存了陈连升部使用过的大炮；恩施人民亦自动捐献，为陈在恩施飞机场附近树了一块高数丈的功德碑（此碑抗战期间被毁）。

       ###第80章73 雍正朝兵部尚书兼河东总督——田文镜　　【田文镜】（1662年－1732年），汉军正黄旗人，字抑光，监生出身，康熙末年任侍讲学士，雍正朝授兵部尚书衔，兼河东（河南、山东）总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任久淹州县官、福建长乐县丞，康熙末年为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1723年）出任山西布政使，雍正二年（1724年）出任河南藩司，同年升任河南巡抚。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晋河南总督，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为河南山东总督，管两省之行政；雍正十年（173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病卒于河南，家无余财。谥端肃。著有《抚豫宣化录》、《钦颁圣谕条例事宜》。

       田文镜（1662－1732年12月24日），汉军正黄旗人，监生出身，康熙末年任侍讲学士，雍正朝授兵部尚书衔，兼河东（河南、山东）总督。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生，监生出身，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出仕县丞，久淹州县官，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始为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署山西布政使，二年出任河南藩司，同年升本省巡抚，五年七月晋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年十月为河南总督、不久转迁山东总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八年兼北河总督。十年(一七三二年)十一月，以久病请解任，八日（12月24日）去世，十五日（12月31日）批准，二十一日(1733年1月6日)命予田文镜祭葬，谥端肃。

       田文镜监生出身，曾任久淹州县官、福建长乐县丞、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1723年）出任山西布政使，因他清理积压的案牍，使吏治为之一新，雍正遂评他“忠诚体国，公正廉明”。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晋河南总督，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为河南山东总督，管两省之行政；政事干练，以刁钻刻薄闻名，结合清官与酷吏于一身。治理地方期间，治盗极严，辖境几乎无盗贼，同时督责诸州县清理赋收，开辟荒田，限期极严。各州县稍有怠慢，会立刻遭到惩罚。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曾载，田文镜幕客邬思道，为田文镜写密褶参隆科多“宠遇日隆”。后来二人以事龃龉，邬愤而辞去。“自此文镜奏事，辄不当上意，数被谴责”。田复重金聘回邬思道。雍正十年(1732年)十一月八日（12月24日)，田文镜以病卒于河南。

       雍正最欣赏李卫、鄂尔泰、田文镜三人，曾语两江总督尹继善，谓当学此三人。尹继善回答说：“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

       康熙末年，黄河几次泛滥，大量农田被毁，加之不法官绅为害，盗贼猖獗，因而河南民不潦生，怨声载道，官府档案管理混乱，各种案件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他于雍正二年（1724）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河南巡抚、总督。任内，以凡事“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为准则，大刀阔斧，“清理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之一新。”所谓积牍，即常年积压，得不到处理的文件、档案；所谓宿弊，即官员多年的陋规、科派亏空、州县的逃税、隐匿土地等。由于这两项工作干得出色，所以才出现了“吏治为之一新”的局面。《清史稿》（田文镜传）中将“清理积牍”放在首位，这就足以说明，田文镜极为重视档案，会管理档案，而且通过档案刷新吏治是他的主要政绩之一。

       史料记载

       田文镜传（选自《清史稿》）

       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迁山西宁乡知县，再迁直隶易州知州。内擢吏部员外郎，历郎中，授御史。五十五年，命巡视长芦盐政，疏言：“长芦盐引缺额五万七千馀道，商人原先输课，增复原引。自五十六年为始，在长清等县运行。”得旨：“加引虽可增课，恐于商无益。”下九卿议行。山东巡抚覈定题覆如所议。寻擢内阁侍读学士。

       雍正元年，命祭告华岳。是岁山西灾，年羹尧入觐，请赈。上谘巡抚德音，德音言无灾。及文镜还，入对，备言山西荒歉状。上嘉其直言无隐，令往山西赈平定等诸州县，即命署山西布政使。文镜故有吏才，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自是遂受世宗眷遇。二年，调河南，旋命署巡抚。疏请以陈、许、禹、郑、陕、光六州升直隶州。寻命真除。文镜希上指，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辟荒田，期会促迫。诸州县稍不中程，谴谪立至。尤恶科目儒缓，小忤意，辄劾罢。疏劾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諴、邵言纶、关陈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贻直往按，谴黜如文镜奏。四年，李绂自广西巡抚召授直隶总督，道开封，文镜出迓。绂责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文镜密以闻，并谓绂与振国为同岁生，将为振国报复。绂入对，言振国、諴、言纶被论皆冤抑，知县张球居官最劣，文镜反纵不纠。上先入文镜言，置不问。球先以盗案下部议，文镜引咎论劾。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凡十事，仍及枉振国、言纶、諴，庇球诸事，与绂言悉合。上谓济世与绂为党，有意倾文镜，下诏严诘，夺济世官，遣从军，振国、諴论死，戍言纶、陈于边。振国故蔡珽属吏，既罢官，以珽荐复起。及珽得罪，上益责绂、珽、济世勾结党援，扰国政，诬大臣，命斩振国。文镜疏请以河南丁银均入地粮，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以雍正五年始。部议从之。五年，疏言黄河盛涨，险工迭出。宜暂用民力，每岁夏至后，将距堤一二里内村庄按户出夫，工急抢护，事竟则散。若非计日可竣者，按名给工食。下部议行。寻授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文镜初隶正蓝旗，命抬入正黄旗。

       六年，上褒文镜公正廉明，授河南山东总督，谕谓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文镜疏言：“两省交界地易藏匪类，捕役越界，奸徒夺犯，每因拒劫，致成人命，彼界有司仍复徇庇。请嗣后越界捕盗，有纵夺徇庇者，许本省督抚移咨会劾。”上从之。文镜先以河南漕船在卫辉水次受兑，道经直隶大名属浚、滑、内黄三县，隔省呼应不灵。请以三县改归河南。既，又以河南征漕旧例，河北三府起运本色，馀皆征折，在三府采买，偏重累民。请以仪封、考城及新改归河南浚、滑、内黄等五县增运本色。距水次最远灵宝、阌乡二县，减办米数，归五县征输。南阳、汝宁诸府，光、汝诸州，永宁、嵩、卢氏诸县，皆以路远停运，分拨五县协济，按道路远近，石加五分至二钱三分各有差。又疏言：“山东仓库亏空，挪新掩旧。请如河南交代例，知府、直隶州离任，所辖州县仓库，令接任官稽察，如有亏空，责偿其半，方得赴新任。道员离任，所辖府、直隶州仓库亦视此例。”又疏言：“山东钱粮积亏二百馀万，雍正六年钱粮应届全完之限，完不及五分，由于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请敕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毋瞻徇，毋容隐。”上皆用其议。

       七年，请设青州满洲驻防兵，屯府北东阳城址，下议政王大臣议行。寻加太子太保。疏请以高唐、濮、东平、莒四州升直隶州，改济宁直隶州降隶兖州府。旋命兼北河总督。是岁山东水灾，河南亦被水，上命蠲免钱粮。文镜奏今年河南被水州县，收成虽不等，实未成灾，士民踊跃输将，特恩蠲免钱粮，请仍照额完兑。部议应如所请，上仍命文镜确察歉收分数，照例蠲免，现兑正粮，作下年正供。九年，谕曰：“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并令侍郎王国栋如河南治赈。文镜以病乞休，命解任还京师。病痊，仍命回任。十年，复以病乞休，允之。旋卒，赐祭葬，谥端肃。命河南省城立专祠。又以河道总督王士俊疏请，祀河南贤良祠。

       高宗即位，尚书史贻直奏言士俊督开垦，开捐输，累民滋甚。上谕曰：“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即如前年匿灾不报，百姓流离，蒙皇考严饬，遣官赈恤，始得安全，此中外所共知者。”并命解士俊任，语详士俊传。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河南民怨田文镜，不当入河南贤良祠。上谕曰：“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雅尔图见朕以卫祀贤良，借文镜之应撤，明卫之不应入。当日王士俊奏请，奉皇考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前案矣！”寝雅尔图奏不行。

       文艺作品中的形象

       在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田文镜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他曾协助当时还是皇子的雍正追讨众官员的户部欠款，不但把十贝勒允俄逼得到前门去变卖家产还钱，还生生地硬是把康熙朝的重臣魏东亭给逼得上了吊！后来官至河南巡抚，也是雷厉风行，铁血铁腕。终其一生，一直是手握重权的一方封疆大吏。

       历史上，田文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田文镜是汉军旗人，非科举出身，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授县丞，用了三十年时间才升到侍读学士。雍正元年奉派去华山祭祀，揭发山西巡抚诺敏瞒报灾情，从此开始深受雍正帝的器重，命他署理山西布政使，不到二年便升为河南巡抚。

       别看田文镜此人没有什么功名，但却极具政治头脑，当上巡抚后，他深知凭自己的资历和威望远不能服众，等着看他笑话和热闹的大有人在，因此，他急需一个即具备过人的政治谋略，又具有一定声望的人担任自己的“参谋长”。在这个情况下，他一眼看中了当时的天下名士邬思道，礼聘邬先生为他的首席幕僚，田文镜此举不但为他带来一帆风顺的政治前途，更被后世誉为“神来之笔”。

       邬思道自幼家贫，科举不得意，游幕天下，寓居河南开封，这位邬先生可不像一般的落第穷酸，他不但学富五车，极具谋划之长，而且多年的幕僚生涯使他彻底看透了官场的是非恩怨和手段伎俩，性情耿直的田文镜聘他入幕，正好一拍即合。

       田文镜从一末名小吏一跃成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当然是扬眉吐气，急欲做一个受雍正器重的“吐气督抚”。因此，在邬思道的策划下，田文镜采用了邬思道精心起草的一篇奏章，弹劾当时位高权重的上书房军机大臣隆科多。

       隆科多是雍正皇帝的亲娘舅，官居大学士、一等公、太子太保，身份何等尊崇！但隆科多却倚拥戴之功，常做越礼违法之事，雍正皇帝这时对他已是十分厌恶，正想清除他而苦于无从下手，因满朝文武虽知隆科多不法，但慑于其权势，无人敢揭发。

       邬思道揣摩透了雍正皇帝的心理，所以敢做这件人家不敢做的事。雍正皇帝看了奏章，正求之不得，立即将奏章发给六部核议，办了隆科多的罪。从此，雍正皇帝对田文镜宠遇日隆，田文镜政治生涯上的春天到来了！

       ###第81章74 清代金石学家清翰林院编修——陈介祺　　【陈介祺】（1813～1884），中国清代金石学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嗜好收藏文物。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藏镜全目钞本》、《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玉印谱》、《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等。

       概况

       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官至翰林院编修。居京时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而尤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质疑，并与何绍基、吴式芬、李方亦等许多金石学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余方。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在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协助下，他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簠斋印章》。他在京时，目睹朝廷丧权辱国，不满官场腐败，咸丰四年(1854年)借口处理母亲的丧事返归故里，从此不再复出为官。回到潍县后，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到处购求文物，每得一器一物，必察其渊源，考其价值，解奇释疑，一丝不苟。

       爱好

       嗜好收藏文物，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铜器、陶、玺、石刻等拓片享有盛名。其收藏中包括大量重要文物。收藏的汉代纪年铜镜、淮阳玉玺等大批古代玺印，都是同类文物中的精品。他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其《簠斋金石文考释》一书对较重要的青铜器均进行了精审的考据和释读。著有《簋斋传古别录》专门介绍拓片技法。

       他收集到秦代“铁权”(秤锤)，别人以为是块“顽铁”，他却视为珍宝，妥藏入库。对于古陶文字，前人没有收藏、著录的，他独予重视，不仅搜集了很多齐鲁古陶，而且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著成《簠斋藏陶》一书。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并誉为“南潘北陈”。他收藏的文物青铜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驰名中外。此古器内壁铭文多达499字，极为罕见。所作毛公鼎考释，对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藏有商、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因而“万印楼”又称“十钟山房”。又因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此外，还有商周铜器235件，秦汉器物80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

       成就

       一生著述极为丰富，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藏古目》《簋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古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簋斋藏镜全目抄本》、《簋斋藏古玉印谱》等十余种，还有后人辑的《陈簠斋尺牍》，也保留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未曾发表的著述手稿十几种，1964年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代表作品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嘉德拍卖会上，竞得了陈介祺二百镜斋藏镜拓本两册，墨拓铜镜一百八十二面，其中不乏佳镜，孤品，加上为陈介祺亲手墨拓，精彩有加，自然十分高兴。诸多友人怂恿我将其整理出版，公诸同好，乃成书三卷。不日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今从书之总论中摘编小文一则，先行就教于方家。陈介祺的藏镜殊为不凡。仅纪年镜这一铜镜中最名贵的镜种即有七面，占当时存世的此类铜镜的十分之一。陈氏究竟收藏了多少铜镜，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他五十二岁以前在给吴大?的信中曾说"藏镜不皆精，共拓得百七十纸，自名二百镜斋，以所好不笃，未能补足"。及至陈氏五十二岁，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抱残守缺斋"将所藏陈介祺藏镜拓本影印出版《?斋藏镜》，全书一百零八镜。据编者宣哲说，此书所以较陈介祺所说的百七十之数少六十八纸，估计是汰除不精者的结果。但笔者将在嘉德拍卖会露面的陈介祺藏镜拓本（以下称"嘉德本"）与"抱残守缺斋"出版的《?斋藏镜》（以下称"藏本"）一书仔细对戡，发现宣哲所言非是。具体情况是："嘉德本"共一百八十二纸，"藏本"一百零八纸，"嘉德本"较"藏本"竟多出七十四纸，"藏本"有而"嘉德本"没有的六纸。可靠的材料说明，陈介祺的藏镜实数，应该是陈告知吴大?的一百七十镜加"嘉德本"较此多出来的十二镜，再加"藏本"所有而"嘉德本"所无的六镜，总共一百八十八镜。作者最近查阅了出版于四十年代初的梁上椿《岩窟藏镜》，梁氏多次称该书著录陈介祺藏镜二十面，经与"嘉德本"仔细核对，梁氏谈的这二十面，在"嘉德本"中找到了十一面，一百八十八面再加这十一面正好是一百九十九面，由此看来，陈介祺藏镜不会少于二百面，至于他对吴大?谈只有一百七十面，是在他去世之前二十五年的话，已经不足为凭了。

       从一百八十二纸的"嘉德本"看，陈介祺藏镜镜种十分丰富，一百八十二面铜镜，贯穿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金元明十多个时代，而重点在两汉。其中西汉镜约五十多面，东汉镜约八十多面，已知的两汉镜镜种几乎无所不包。陈介祺藏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一百八十二面铜镜中，不仅有不少纪年镜而且至少有二十面为不见任何著录的孤品。这里先以西汉镜为例，稍加介绍与说明。

       五十多面西汉镜中，有保留着先汉镜遗风的蟠螭纹镜、蟠虺纹镜、四叶镜。在这三个镜种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两面"四叶心思君王镜"。此镜曾被梁上椿的《岩窟藏镜》等许多镜书所著录，这是两件保留有先汉遗风的名品。有开创汉镜新面貌的草叶镜、日光连弧镜、昭明连弧镜、铜华连弧镜、日有?连弧镜、清白连弧镜、连弧铭文带镜。在这七种新镜种中，草叶镜以其秀丽柔和的风貌惹人；日光镜和昭明镜以其高洁明快、含蓄深沉揽胜；铜华、清白、日有?连弧镜，以其端庄大方、气势恢宏得宠；博局四神镜以其结构稳重、纹饰丰富而傲视群镜。有大量的四神禽兽镜，鸟纹镜、兽纹镜、蜂蝶纹镜、长乐未央镜、君宜高官镜、长宜子孙镜、富贵镜，也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佳作。

       铜镜加饰铭文是汉镜划时代发展的标志。"嘉德本"西汉镜铭文的内容丰富多彩，许多佳作，铭文的书法精湛者也颇多，显示着汉篆、汉隶结合的书法变化轨迹和汉篆、汉隶、八分体的美的魅力。

       现在谈谈"嘉德本"的东汉镜。东汉铜镜的纹饰、铭文循着西汉镜的思路发展着。东汉铜镜艺术在西汉铜境艺术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也有了许多突破。在纹饰上的，比如画像镜，变形四叶镜；在铭文上的，比如姓氏铭文镜等，都可以说是新的面貌，这从"嘉德本"八十多面东汉铜镜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出来，但总地说来东汉铜镜没有像西汉铜镜对战国铜镜那样的巨大变化。东汉铜镜的进步表现在纹饰方面，主要是大大发展了博局镜，它充实了博局镜的内容，改进了博局的若干制作技术，最后又对博局镜逐渐进行了简化，直到将其汰除。

       东汉镜的进步，表现在铭文方面，主要是大量出现了姓氏铭文，如"李氏作竟自有纪"，"五氏作竟四夷服"等等。在"嘉德本"八十多面东汉铜镜中，姓氏铭文不下二十家。单从如此众多的姓氏铭文即可看出汉代铜镜制作是如何繁荣。

       陈介祺的藏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嘉德拍卖会上，竞得了陈介祺二百镜斋藏镜拓本两册，墨拓铜镜一百八十二面，其中不乏佳镜，孤品，加上为陈介祺亲手墨拓，精彩有加，自然十分高兴。诸多友人怂恿我将其整理出版，公诸同好，乃成书三卷。不日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今从书之总论中摘编小文一则，先行就教于方家。陈介祺的藏镜殊为不凡。仅纪年镜这一铜镜中最名贵的镜种即有七面，占当时存世的此类铜镜的十分之一。陈氏究竟收藏了多少铜镜，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他五十二岁以前在给吴大?的信中曾说"藏镜不皆精，共拓得百七十纸，自名二百镜斋，以所好不笃，未能补足"。及至陈氏五十二岁，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抱残守缺斋"将所藏陈介祺藏镜拓本影印出版《?斋藏镜》，全书一百零八镜。据编者宣哲说，此书所以较陈介祺所说的百七十之数少六十八纸，估计是汰除不精者的结果。但笔者将在嘉德拍卖会露面的陈介祺藏镜拓本（以下称"嘉德本"）与"抱残守缺斋"出版的《?斋藏镜》（以下称"藏本"）一书仔细对戡，发现宣哲所言非是。具体情况是："嘉德本"共一百八十二纸，"藏本"一百零八纸，"嘉德本"较"藏本"竟多出七十四纸，"藏本"有而"嘉德本"没有的六纸。可靠的材料说明，陈介祺的藏镜实数，应该是陈告知吴大?的一百七十镜加"嘉德本"较此多出来的十二镜，再加"藏本"所有而"嘉德本"所无的六镜，总共一百八十八镜。作者最近查阅了出版于四十年代初的梁上椿《岩窟藏镜》，梁氏多次称该书著录陈介祺藏镜二十面，经与"嘉德本"仔细核对，梁氏谈的这二十面，在"嘉德本"中找到了十一面，一百八十八面再加这十一面正好是一百九十九面，由此看来，陈介祺藏镜不会少于二百面，至于他对吴大?谈只有一百七十面，是在他去世之前二十五年的话，已经不足为凭了。

       从一百八十二纸的"嘉德本"看，陈介祺藏镜镜种十分丰富，一百八十二面铜镜，贯穿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金元明十多个时代，而重点在两汉。其中西汉镜约五十多面，东汉镜约八十多面，已知的两汉镜镜种几乎无所不包。陈介祺藏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一百八十二面铜镜中，不仅有不少纪年镜而且至少有二十面为不见任何著录的孤品。这里先以西汉镜为例，稍加介绍与说明。

       五十多面西汉镜中，有保留着先汉镜遗风的蟠螭纹镜、蟠虺纹镜、四叶镜。在这三个镜种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两面"四叶心思君王镜"。此镜曾被梁上椿的《岩窟藏镜》等许多镜书所著录，这是两件保留有先汉遗风的名品。有开创汉镜新面貌的草叶镜、日光连弧镜、昭明连弧镜、铜华连弧镜、日有?连弧镜、清白连弧镜、连弧铭文带镜。在这七种新镜种中，草叶镜以其秀丽柔和的风貌惹人；日光镜和昭明镜以其高洁明快、含蓄深沉揽胜；铜华、清白、日有?连弧镜，以其端庄大方、气势恢宏得宠；博局四神镜以其结构稳重、纹饰丰富而傲视群镜。有大量的四神禽兽镜，鸟纹镜、兽纹镜、蜂蝶纹镜、长乐未央镜、君宜高官镜、长宜子孙镜、富贵镜，也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佳作。

       铜镜加饰铭文是汉镜划时代发展的标志。"嘉德本"西汉镜铭文的内容丰富多彩，许多佳作，铭文的书法精湛者也颇多，显示着汉篆、汉隶结合的书法变化轨迹和汉篆、汉隶、八分体的美的魅力。

       现在谈谈"嘉德本"的东汉镜。东汉铜镜的纹饰、铭文循着西汉镜的思路发展着。东汉铜镜艺术在西汉铜境艺术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也有了许多突破。在纹饰上的，比如画像镜，变形四叶镜；在铭文上的，比如姓氏铭文镜等，都可以说是新的面貌，这从"嘉德本"八十多面东汉铜镜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出来，但总地说来东汉铜镜没有像西汉铜镜对战国铜镜那样的巨大变化。东汉铜镜的进步表现在纹饰方面，主要是大大发展了博局镜，它充实了博局镜的内容，改进了博局的若干制作技术，最后又对博局镜逐渐进行了简化，直到将其汰除。

       东汉镜的进步，表现在铭文方面，主要是大量出现了姓氏铭文，如"李氏作竟自有纪"，"五氏作竟四夷服"等等。在"嘉德本"八十多面东汉铜镜中，姓氏铭文不下二十家。单从如此众多的姓氏铭文即可看出汉代铜镜制作是如何繁荣。

       汉代铜镜以其千姿百态的纹饰与样式，内涵丰富的铭文，足以垂范后世的健雄浑厚的书法，形成一道彩虹，划破万里长空，辉耀于中国艺坛，为中国艺术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这从"嘉德本"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铜镜却一直在汉镜的传统和影响中延续着，没有中断。总体说来，铜镜的制作流行已大不如前，但也不能说这个时期的铜镜没有一点的发展和变化，至少纪年镜是从三国时多起来的。纪年镜在考古学上有其重要价值，它可充当判定一定铜镜和一定墓葬的年代的标尺。除了博局镜外，汉镜中原有的镜种如变形四叶镜、禽兽镜、神人瑞兽镜、铭文镜，大体都还维持着，半圆与方枚交织成带的这种纹式，还有某些发展。陈介祺藏镜的重点在汉镜，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不是他最注意的主要对象，但因这一时期铜镜基本上没有超出汉镜的范畴，他也还是收藏了不少，"嘉德本"总计有二三十面，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纪年镜。

       藏书之家

       清著名书画家、金石学家、藏书家。字寿卿，号簠斋，别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加侍读学士。咸丰四年（1854）辞官归里，绝意仕途。一生惟以征文考献为事，收藏宏富，又精墨拓，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毛公鼎有文字七百余，推天下金器之冠，1948年运到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周、秦、汉三代印玺7000余方，钟、鼎、尊、彝等235件，器物80多件，道光三十年（1850）建成“万印楼”，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收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如宋本《金石录》10卷。与江苏学者潘祖荫并誉为“南潘北陈”。广搜博求，缉成宋、明以来山东名人书画真迹数十册，名《桑梓之遗》。著《桑梓之遗人物考略》、《桑梓之遗录文》、《石文杂录》、《传古别录》、《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玉印谱》、《簠斋藏镜全目》、《簠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金石文考释》等。近人邓实集录其所藏彝器拓本为《簠斋吉金录》8卷。去世后，其后裔将所藏古籍、书法、画册出售，今已罕见。

       ###第82章75 清代广东天地会首领镇南王——陈开　　【陈开】(?-1861)清代广东天地会首领。佛山（今佛山市）人。水手出身。曾在佛山发动红巾军起义。1856年秋，陈开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成，年号洪德。以浔州府为都城，改称秀京。陈开称镇南王。后被清廷军击败被俘而死。

       天地会起义，是南方各省响应太平天囯革命的主要力量。虽然因其组织松散，“随起随灭”，被清军各个击破，但因其波及地域广泛，人多势众，在广大的中国南部，星罗棋布，一呼百应，极大地牵制了清朝反动统治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囯的反清起义斗争，并与北方捻军反清斗争相呼应，形成以太平天囯为中心，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大风暴。

       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因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会员同为兄弟姐妹，故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对内称“洪门”，隐含明“洪武”年号之意。下分许多支派，如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

       陈开1854年7月5日(文宗咸丰四年六月十一日)领导“天地会”众，在佛山起义，各地纷纷响应。起义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在陈开领导下，各路起义军围攻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困城中。香港总督包令和英海军提督赐德派遣兵船装载武器、粮食和清军进广州，进行支援。次年“红巾军”被击败，他撤围而去，沿江西上，占领浔州(今广西桂平)，建立“大成国”，并克附近各州、县，称“镇南王”。1861年，被清军广西按察使蒋益澧军击败，在贵县(位桂平县西南)木格(今贵县东南)被俘就义。

       生平经历

       陈开,童年家贫，随父以割鱼草和替人做工为生。后因父母早丧，10多岁便前往佛山，到同乡冯日在太平坊开设的同茂杂货店当店员。初时颇为店主器重，后因常与地方会党往来，店主怕受其牵累，便将陈开辞退。此后，陈开靠做木匠、放杉排、撑船为生。

       清代，南方有一个叫天地会的农村秘密组织，活动于东南各省，称为“洪门”。陈开“夙好结纳江湖豪客”，便成了广州地区天地会的主要首领。

       咸丰四年（1854）七月五日，陈开与天地会成员聚集在佛山石湾大帽岗竖旗举义。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立誓“生死与共，结为一家”。他们以蒙清岗为正营，大雾岗为副营，丰宁寺为大本营。并由丰宁寺和尚邝能（即和尚能）任军师，迅速向佛山推进。起义军在城内人民的配合下，攻克了佛山镇。陈开称安东将军统领水陆各路兵马管理粮饷招讨都元帅，梁培友为镇东将军副之。各天地会纷起响应，起义的势头汹涌澎湃，东到广东惠州、潮州，西到广西梧州，北到韶关、连县，南到高州、廉州，营垒相望，旗帜相接。数月之间，占据了30余座府州县城。因起义军自称“洪兵”，故这次天地会起义也称“洪兵起义”。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以广州地区为中心，陈开也就被尊称为“盟主”。

       是年秋，各路洪兵首领决定联合围攻广州。数十万洪兵从水陆两路向广州进逼。水上洪兵战船数千艘，控制珠江河面，陆上则分兵三路，直扑广州的东、西、北门，汇合于广州城外，把广州围得水泄不通。两广总督叶名琛被围在广州城内达半年之久。最后，城内官兵因有英、美等国的船只不断运载粮食军火接济，而起义军则由于补给困难，粮食缺乏，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得放弃对广州的围攻，分头北上和西进。1855年春，陈开组成强大的船队，继续沿江西上。在梧州，冲破清军的重大堵截，进入广西。攻克浔州府、贵县之后，陈开则指挥起义军沿江东下，攻占平南、藤县，包围梧州。起义军连战皆捷，重创清军。

       1857年，陈开、李文茂约桂东北的黄金亮起义军，从东南西南和北面三路会攻桂林。桂林危急，清政府不断调湘军入广西，极力瓦解起义军。1858年春夏之交，由于清军拼死据守，大成国起义军三路攻取桂林的计划未能实现，先后撤退。陈开撤离桂林前线后，梧州失守，只得退回秀京。

       1860年初，清政府又增派刘坤一等统湘军入广西，协助蒋益丰、刘长佑围剿大成国起义军。第二年春夏，清军从上游下游两面夹攻秀京。陈开遣水师与清军大战于平南丹竹，战败，精锐尽失，平南失陷。1861年8月21日，秀京失守。陈开退出秀京后，本拟到贵县投奔石达开。但因石达开已撤出贵县，未能实现。紧接着，起义军又遭地主团练的伏击，陈开不幸被俘，壮烈牺牲。

       ###第83章76 清广西藤县人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　　【陈得才】（?—1864年），又名陈德才，清广西藤县人，太平天国将领，封扶王。陈得才在1862年初率太平军西征河南陕西。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清军攻陷后，陈得才率军在安徽一带继续作战，11月兵败自杀。

       生平事迹

       陈得才是太平军名将陈玉成堂叔，1851年加入太平军，后来被封扶王，1862年初奉命带领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等将领西征河南。大军在数月间逼近陕西西安。这时陈玉成在庐州形势危急，召陈得才回去庐州，但陈玉成在陈得才回来前已被清军杀害。陈得才在同年再向西进军，打算用两年时间招募更多兵力，然后返回天京解围。

       1863年，陈得才攻占汉中，年底时收到天京命令回师救天京。大军在1864年春夏之交时抵达湖北安徽交界一带，因天京缺乏粮食而停留不进，等待秋收后才进兵。1864年7月天京失陷，清廷派僧格林沁督师清军攻陈得才部。陈得才部下自从知道天京失守、天王洪秀全去世及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军心开始动摇。11月，陈得才在安徽霍山兵败，大批部将陆续向清军投降，陈得才势孤力弱，又听闻身边有将士正在策划把他擒送清军，遂服毒自杀。

       当时陈得才部队中，赖文光部仍大致完整，赖文光后来与捻军合作继续抗清。

       再入皖西

       陈得才原为英王部下，随英王转战皖西多年。同治元年受命去西北扩军，途中闻庐州失陷，回师救援未果。天王为尊重英王遗策，复派陈得才去西北。他在西北颇有成就，辗转于陕西、汉水一带，取得十余万众。同治三年春，天京危急，陈得才挥师回救天京。行军至鄂豫界上的松子关，闻天京已陷落，他未有多考虑，又入皖西，复履英王的足迹。天京陷落，皖西不但不具有战略地位，沿江清军还会迅速集结于此，同时此地长期鏖兵，居民逃往殆尽，军需供给不上，皖西已经不是昔日的皖西。

       陈得才回师西北，破蕲州，克商城，这时天京刚陷落，清军还未猬集，尚有纵横余地。陈意图入松子关，北上夺叶集取粮秣，转战六安。意想不到河南张曜已扼守金家寨，陈派前部蓝成春次攻金家寨未能夺路，遂改道走流波，在流波尚未立稳足，清提督张得胜从六安杀来，陈引军东向，图霍山。到诸佛庵，张得胜尾击其后，前面霍山清军已摆开阵势迎战，处于首尾受敌。陈得才攻不下清军据点城市，取不到粮秣补给，全军将不战自溃，乃引军南进取英山。当祜王蓝成春抵达漫水河时，清军悍将僧格林沁率满蒙八旗骑兵驻扎于中界岭阻止其前进。得才自领一军探路，由道士冲出两河，试图取道西界岭袭英山。谁知那里也有清军把守，遂驻军长山冲（今长岭乡境内），距西界岭5公里，距漫水河15公里。

       天京失陷，捻军张宗禹也失去主脑，辗转战斗到潜山、太湖。闻陈部被困急趋来救，驻于安庆的清军英翰，郭宝昌尾随其后。当张宗禹于同治三年九月下旬，与太平军在黑石渡取得会师之际，清军已经完成对太平军、捻军的包围：西北是张曜、张得胜，东有英翰、郭宝昌，南有僧格林沁。太平军和捻军共有约15万人被困在黑石渡——钓鱼台——道士冲——漫水河这一线，约50公里地带。同年10月6日，清军发起全面攻击，战斗颇为激烈，双方死伤约在数万人。清军意识到太平军战斗力还强，强攻恶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还不一定能取胜。遂放弃速战速决，加紧围困，让其饿毙。太平军自8月底进入皖西，未能夺得清军据点城市，将士处在半饥饿中，复又被围困在这一狭窄地带，长期无粮无援，军心势必动摇。在清军的引诱下，11月2日，防御西县的张宗禹部汪世弟部首先向诸佛庵张得胜投降；守在东线黑石渡的太平军马融和被汪世弟割断与后方联系，遂降清军英翰、郭宝昌；驻守漫水河的祜王蓝成春被部下甘怀德、温其玉等缚送僧格林沁乞降，骁勇的张宗禹也不敢恋战，由钓鱼台疾驰道士冲与赖文光会合，率领残部5000余人突围至燕子河，经转道千箩畈（今前畈附近）越马鬃去商城边境。面对全线崩溃，陈得才在长山冲战况危急时，宁死不降，仰药自尽。

       ###第84章77 江西按察使布政使太子太保——陈湜　　【陈湜】字舫仙，（1832—1896）湖南湘乡人。湘军宿将。咸丰六年(1856)参加湘军，从曾国荃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咸丰十一年(1861)，以功擢道员。同治元年(1862)，从曾国荃围攻南京。二年(1863)，赐号著勇巴图鲁。三年(1864)，攻陷南京，以按察使记名。四年(1865)，授陕西按察使，调山西，参与镇压捻军活动。同治七年(1868)，以防范不力撤职。同治九年(1870)复原官。十二年(1873)以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有功，赐号奇车伯巴图鲁。光绪八年(1882)，经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调，统水陆诸军，兼治海防，驻军吴淞。因私行游谯被劾免官。

       光绪十二年(1886)复出统南洋水师，总湘、淮诸军营务，授江苏按察使。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陈湜奉檄率湘军旧部赴防山海关。翌年春出关，移屯鞍山站。时辽东、辽南重镇凤凰城、岫岩，海城、金州、复州，盖平已为日军占领，山东半岛威海卫也于二月十七日失陷。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帮办东征军务四川提督宋庆等从一月十七日起先后数次反攻海城不克。清廷调重兵于山海关、锦州一带，令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调聂士成部入关防卫畿辅。同时檄陈湜率所部湘军二十营接替聂士成扼守摩天岭，防止日军从东路进犯奉天。时日军兵力大部西赴海城，东边道一带兵力甚寡，仅立见尚文第十旅团一部作为牵制兵力，留守九连城、凤凰城一带。因此，陈湜接替聂士成摩天岭防务后，凤凰城以北无大战事，直至战争结束。

       甲午战争结束后，清廷擢陈湜为江西布政使，诏命赴甘肃镇压回民起义。未行，复驻山海关。光绪二十二年(1896)卒，赠太子少保。

       清史文载

       陈湜，字舫仙，湖南湘乡人。咸丰六年，曾国荃赴援江西，招湜襄军事，从克安福、万安。七年，进围吉安。国荃奔丧去军，湜代领其众。寻以父忧归。八年，从蒋益澧援广西，克平乐。贼趋桂林，湜率四营遏之於大湾车埠，败之，乘胜划苏桥垒。从攻柳州，克浔州。九年，石达开围宝庆，湜募千人出祁阳赴援，与李续宜夹击破之。十年，曾国荃围安庆，使湜总军事。湜规地形，请堨枞阳口蓄水阻援贼，力扼集贤关，从之。贼酋陈玉成来援，阻水，趋集贤关，击破之。十一年，克安庆，自是独领一军。循江而东，会克诸城隘，累擢至道员。

       同治元年，从国荃攻江宁，建议先并力九洑洲，断江北接济，先后会诸军击走李秀成、李世贤援众。二年，城围合，湜当西路，克江东桥、七甕桥、紫金山诸隘，赐号著勇巴图鲁。三年六月，克江宁，湜入旱西门，遇李秀成率死党出走，逆击反奔，寻为他军所擒，以按察使记名。四年，授陕西按察使，调山西。捻匪方炽，陈筹防五策，建水师於龙门、砥柱间。五年，捻酋张总愚谋渡渭，湜令水师焚三河口浮桥，督民团备渭北，贼不得逞。六年，命湜驻汾州，节制文武。冬，总愚乘河冰合，窜入山西，七年春，犯畿辅。湜以疏防褫职，谴戍新疆，巡抚郑敦谨疏请留防。冬，陕回将乘隙渡河，屡击走之，诏免发遣。

       左宗棠西征，檄湜率五营出固原，断汉伯堡贼南趋河州之道，歼余彦禄馀党於罗家嶮。九年，金积堡平，复原官。十年，进规河州，宗棠令湜尽护诸将渡洮进攻。连克陈家山、杨家山、董家山诸回堡，逼攻太子寺老巢，破其外壕。十一年，提督傅先宗等战殁，贼乘胜来攻。湜阳置酒高会，密令总兵沈玉遂急捣之，马占鼇穷蹙乞降，缚悍酋狗齿牙子等以献。河州平。十二年，叛酋马桂源、马本源踞巴燕戎格，湜率军进讨，二酋败遁。湜善视其孥，遂因占鼇来降，数其罪诛之，并斩马五麻诸悍目，赐号奇车伯巴图鲁。四月，逾河收循化。循化撒拉回素犷悍，恃险扰边。湜深入其阻，群回缚悍目马十八、沈五十七等二十馀人献军前，缴械受约束。湜规地势，修城设官，分营扼驻，与西宁、碾伯、河州声息相通焉。寻谢军事回籍。光绪八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调统水陆诸军，兼治海防，驻军吴淞。以私行游宴被劾归。十二年，复出统南洋兵轮，总湘、淮诸军营务，授江苏按察使。二十年，辽东兵事起，诏集旧部防山海关，移屯关外鞍山站。二十一年春，进驻大高岭，遣将援辽阳。和议成，擢江西布政使。命剿甘肃叛回，未行，复驻山海关。二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湜从曾国荃最久，后屡蹶，仕久不进。世称为宿将，光绪中，命绘中兴功臣於紫光阁，征集诸将之像，湜与焉。